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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
梅洛·庞蒂喜欢用手跟手的触摸来打比方：当我的左手和右手相碰触时，右手有碰触左手的感觉，左手有碰触右手的感觉，但这两种感觉却混沌而不可分——在这里，我身体的两部分互为对方的主体，也互为对方的客体，我的身体向自己显示自身，达到内在与外在彼此交融的状态。梅洛·庞蒂用“身体－主体”的概念，告诉我们身体和主体其实是同一个实在，身体既是存在着，被经验着的客体现象，又是经验着，意识着的主体。身体各部分主客关系的交替、可逆显示，便证明着我就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就是我。物质和精神其实在我这里是同一的，并不是像笛卡儿等二元论者所宣称的那样，精神和肉体是平行关系或主宰关系。
梅洛·庞蒂受胡塞尔“生活世界”的观念的影响较深。“生活世界”的观念宣称：我们用语言、用科学规律、用理性分析所描述的世界，是内在于意识的，经过了反思后的世界，而不是我们最初感知的世界本身。梅洛·庞蒂把“生活世界”的概念改造成为“知觉世界”。在我们用理性对这个世界进行反思、描述以前，世界其实就已经呈现在那里了——那是个最朴素的，最原初的、与人的知觉有最直接关联的生活世界。
举个例子，我用手抚摸一块布料，就会立马有一种感觉呈现出来，那种感觉是不可言说的，是绝对真实的，饱满的知觉。但当我把这种感觉与抚摸其它布料的感觉进行比较后，当我在心里用语言来描述这种感觉后，那种感觉便已经经过了我们意识的改造，被赋予了规定性，可描述性——它已经不是原来那种真实饱满的知觉了，而是被抽象化为近乎单调的概念。梅洛·庞蒂认为，知觉是先于意识的，知觉材料并不是意识的对象，而是身体－主体与外物接触时，外物对身体－主体最原初的呈现。知觉事先于意识反思的。梅洛·庞蒂认为过去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论者，所研究的那个有各种规定性的世界，是经过了意识反思的。反思并不是一种再呈现，而是一种主动改造——人所反思的那个世界，已经不是那个原初的世界了。这种反思会给哲学带来怎样的困境呢？就是——世界到底是本来就有的呢，还是我们人自己想象出来的？这就是实在论与唯心论的对立。在梅洛·庞蒂眼里，两派论者所争来争去的那个世界根本就不是生活中经历的那个原初世界，而是被反思了，被规定了的世界，是值得怀疑其真实性的。而在最真实的世界面前，所有哲学家都得保持沉默。
那个世界就是“知觉世界”。知觉世界几乎是以顿悟的方式霎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人的身体深深根植于世界之中，与外物“遭遇”、对话——这就是人的生活。由于身体就是主体，生活同时就被人所知觉。知觉的来源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最初都是无条件地被人感知的，是没有经过人的意识审查的，是先于意识的。所有这些知觉圆融为一个大的环境，大的背景，即“知觉世界”。知觉世界是一种先验的人的结构性生活，而不是一个纯粹实体。所谓结构性，就是说，知觉世界已经包含了生活中的一切事实形式，但这种结构性是模糊的，圆融的，不可言说的，是意识世界中各种事物规定性和可描述性的最终来源。这种先验结构，以自然世界的结构为基础，同时，人的精神主体性——包括人对他人的知觉，对整个文化世界的知觉（应该是文化潜意识吧），都被融合在自然世界中，使知觉世界成为了一个人意识活动的大背景、大环境。“知觉世界始终是一切理性、价值和存在（被描述的具体存在物）的先行的基础。”在我们使用概念做精确区分，在对其意义作出解释以前，意义就已经存在于知觉世界之中了。
所以，知觉世界不是纯粹的外界环境，而是人的因素（包括生理的和文化的）和外物的因素相互能动作用的结果。故知觉世界不是被人纯粹创造，也不是被外界纯粹给予，而是一种人与外物的对话。在这里，人与世界彼此开放，全方位交流，交流的内容被记入知觉世界中。就好比两位学者对坐而谈，假如学者甲随身带了笔记本，可以随时记录谈话内容（象征人拥有感知能力），而学者乙无意记录（象征无感知能力的外物），但学者甲并不会只记录自己的观点，也不会只记录对方的话语，而是会记录双方互动的交流、交锋和共识。两位学者的地位是彼此平等的，无主客之分。知觉世界好比笔记本的记录，它不会单方面记录人或外物，而是会记录人和外物平等交流的双边过程——即人在世界上的的存在情况。所以，在知觉世界里，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是不存在的。
梅洛·庞蒂用世界的“肉身化”来说明外物与人的交流——人固然是知觉世界的前提，但在知觉世界里，人不仅能感知到自己的身心情况，而且能感知到外物的情况，就好像外物也被纳入了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向外界延伸。不过，就好似感知左手需要右手的触碰一样，感知外物也需要人的触碰，而且左手触碰右手的知觉来自于双方，人接触世界的知觉也同样来自双方。
以上是对人与外物关系的解释。而梅洛·庞蒂还解释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相当于胡塞尔所说的“交互主体性”。正如前所述，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封闭对立，而是开放交流，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好比两位学者都带了笔记本，他们在谈话作记录的同时，还会交换笔记，交流对这次谈话的看法。没有一个人的知觉角度是绝对的，独立的，个人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人与人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自我与他人的这种“可逆性”，说明了意义、真理、价值是多元的，也是可以交流、转换、融合的，这使政治上的对话和更广泛的社会交往成为可能。
梅洛·庞蒂还谈论了语言和思想的可逆性。传统的二元论认为，思想是内核、内容，语言是外壳、形式。语言常常不能恰当表达思想，导致思想和语言的分离。梅洛·庞蒂却认为思想和语言是意识活动的两个方面，它们本质是统一的。他区分了“使用过的词”和“正在使用的词”。人在最初发明某个词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思想固定在了那个词上，并流传下去成为具有固定含义的“使用过的词”。在发明词的那一瞬间，思想和语言是同一的。后人在重新使用那个词的时候，会遇到与前人相似而不同的生活情境。这样，“使用过的词”又变为“正在使用的词”，被后人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从而与该词从前的词义有所差别，但仍与被重新使用时的新思想相一致。在诗人身上，这种词语的内涵更新以一种非常灵活的方式进行着···这样，“使用过的词”与“正在使用的词”相互转化，它实际上就记录着人类意识的历程，表现着人类思想的不断更新。
在晚期著作中，梅洛·庞蒂把语言、思维所展现的世界称为“可见的世界”，而知觉世界的本源则为“不可见的世界”。“不可见的世界”其实就是人在世界中的的“存在”（Being)。“存在”不是实体，而是一种先于意识的结构性领域，这种结构就是人与世界“对话”的先验形式。“存在”是一种“活语言结构”，是语言表达和思维活动，即“可见的世界”的来源和境域，是人与世界关系背后的最终“本体”。与康德提出的不可知觉的“物自体”本体相比，“存在”本体是可知觉的，却与“物自体”一样是不可描述的，不可见的。而且，如果说“物自体”是完全与人的存在无关的，物的自在实体的话，那么，“存在”则是与人息息相关的，外物与人共在的结构，是不纯粹的“物自体”。
存在结构的不可见性，表明了人不可能认识纯粹的外在世界，人的认识其实是一种对世界的“介入”，实质上改造了世界。量子物理学中的粒子“测不准原理”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在“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世界之间同样存在着可逆性。“不可见的”因素被意识反思，转变为“可见的”经验和意义。而“可见的”经验和意义会导致关于世界的理想的新观念，即思想和词义的不断更新，进而为人的未来开辟新的实践领域——这样，“可见的”经验和意义又完成了向不可见的人的在世“存在”领域的转化。梅洛·庞蒂赞扬了艺术对“存在”的直接表达性，认为不拘于形式规定的它，表达了一种先于反思的，世界的原初结构。与之相对应的是梅洛·庞蒂对现有操作性的科学的批评，他认为操作性的科学只知道“可见的世界”，却忽视了与最真实的“不可见的世界”的可逆性转化——即只重视规定性的经验，不重视主动性的实践和创造。
梅洛·庞蒂对“可逆性”的广泛使用，体现了其哲学的“模糊性”——二元对立的模糊。他是想以此来明确：包括人在内的世界，其基质只有一种，就是他所谓的“肉体”。“肉体”是“存在”结构唯一的元素，没有主体和客体之分。或者说，肉体世界内的一切二元对立——身体－意识，主体－客体、自我－世界、思想－语言···都是模糊的，暂时的。梅洛·庞蒂实际上就以“知觉第一”的原则，透过知觉世界找到了一种关于存在的“一元论”。
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社会学理论
在对于植根于生存世界的分析，以及延伸出的对于主体间性的分析的过程中，梅洛庞蒂逐渐介入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的本质中，尤其是在著作《哲学与社会学》以及《自毛斯至克劳德·李维-史陀》中。他的关于知觉优先以及生存着的肉体的论证创立了对于主体间性的一个全新认识，并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它们极大地启发了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对于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的社会现象学工作中对于实际意向性的研究有相当的启发作用。
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生平与著作
庞蒂系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早年毕业于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学（lycée Louis-le-Grand），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与萨特为同学，1930年获得哲学教师的学衔。
先在沙特尔教书，再返回巴黎高师任导师。1945年，凭《行为的结构》（La structure du comportement）、《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两部重要著作获得博士学位。
1945至48年，在里昂大学讲授哲学。1949至52年，在索尔本大学讲授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从1952年直至逝世，在法兰西学院任哲学教授，为历来最年轻担任该职者。
1945年10月萨特等人创立《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庞蒂从创刊至1952年12月，担任该杂志的政治版。死于心脏停搏，享年53岁。
梅洛·庞蒂的主要作品
梅洛-庞蒂的思想带有更多的理论学术色彩,表现了现象学的风格。这集中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主要作品有：《行为的结构》（1942）、《知觉现象学》（1945）、《人道主义与恐怖》（1947）、《意义与无意义》（1948）、《辩证法的探险》（1955）、《符号》（1960）、《眼与心》（1964）《可见的与不可见的》（1964）和《自然》（1995）等。他被称为“法国最伟大的现象学家”，“无可争议的一代哲学宗师”。
梅洛·庞蒂的知觉身体
很显然，对于主体而言，空间感的形成必然离不开知觉和身体，对空间的把握，实际就是自我处境的调适、配置和重构。也就是说，我的身体在理解空间、他人和世界的“深度”中是直观的、生存性的、美学化的。梅洛—庞蒂说：“身体的空间性不是如同外部物体的空间性或‘空间感觉’的空间性那样的一种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即是说，建基在知觉基础上的身体及“身体图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稳定的，自我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就是依靠知觉的身体和“身体图式”来完成的，它可以不断地自我调适和配置，从而达到最优化的效果。
梅洛—庞蒂还强调：“知觉，是借助身体使我们出现在某物面前，该物在世界的某处有其自身的位置，而对它的破译旨在将其每一细节再置放到适合它的境域之中。”81。
为了反叛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的窠臼和羁绊，梅洛—庞蒂告诫我们：“是身体在表现，是身体在说话。”151。身体和空间的中介和迂回，使主体重新审视自我之处境，使主体重新“配置”自我的“处境的空间”。这既是一种思维和意识的颠覆，也是一种视角和视域的转换。
梅洛—庞蒂后期还将身体整合进一个更为宽泛和宏大的“终极”概念——“肉”里。“通过这一概念（‘肉’或‘世界之肉’），梅洛—庞蒂把一切东西都看做是与身体具有同质性的东西。身体、语言、思想、他人、物质，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世界之肉’的绽裂。在这样的观点中，世界成了我的身体的作用场，甚至是‘我的身体的延伸’。”164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就是主体，就是“肉”——世界也是“肉”。这些同质的“肉”向每一个身体和空间“绽露”和“显现”。在这样的过程里，自我的深度空间就会形成，自我对于世界、他人的看法和理解也走向“共生”与“共存”，自我与文化、艺术的关系，也在这里不断走向深入和融合。因此，由于我的身体与世界是由相同的“肉”构成——即同是一个知觉者，所以我会在与世界的不断“交织”和“参与”中认识和超越它，最终达到“共生”与“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