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城镇化（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哪国的经济实力更强）

本文目录

• 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哪国的经济实力更强
• 议一议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的原因
• 下面几组国家中，出现逆城市化现象的是 A．阿根廷、墨西哥、法国 B．英国、美国、中国 C．日本、
• 南美洲城市化率
• 保险参与新型城镇化研究
• 我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产生哪些问题
• 巴西与阿根廷的城市化水平为什么那么高

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哪国的经济实力更强

• 排位是：巴西，墨西哥，阿根廷

• 巴西，巴西的经济总量世界排名在前十位，其它两个都不在

议一议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的原因

巴西最发达,足球产业占GDP三分之一!
其次应该是墨西哥,北倚美国,南临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地理位置优越,但环境是大问题:据说在墨西哥城住一天相当于抽N包雪茄!
阿根廷是农业国,人民疯狂热爱体育,但足球的创汇能力比巴西差多了.现在旅游业发展迅速,优美的环境是发展的潜力所在.

下面几组国家中，出现逆城市化现象的是 A．阿根廷、墨西哥、法国 B．英国、美国、中国 C．日本、

南美洲城市化率

　　20世纪30-70年代是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也是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1920年拉美地区城市人口比重为22％，1950年达到41．8％。1950-1980年，拉美地区总人口增长了1倍，而城市人口却增加了4倍。80年代初，拉美已经是城市占主导地位的地区。80年代末，除中美洲的少数国家外，主要拉美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都超过一半。不仅如此，拉美还成为发展中世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1980年拉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64％，1990年占71．9％，1997年占77．7％。联合国预计，2025年拉美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85％。
　　拉美的城市化是在相对短的时期内实现的。有资料显示，欧洲城市人口比重从40％提高到60％，经过了50年，而拉美国家仅用25年。
　　在拉美城市化过程中，普遍出现了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在一个(通常是首都)或少数几个城市的现象。例如秘鲁首都利马集中了全国人口的1／3，蒙得维的亚(集中全国人口的52％)、布宜诺斯艾利斯(45％)、墨西哥城(32％)、加拉加斯(26％)、圣地亚哥(44％)、巴拿马城(66％)、拉巴斯(44％)、太子港(56％)、马那瓜(47％)、圣多明各(54％)、亚松森(44％)人口集中的现象也很明显。联合国199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在全球25个“超大城市”中，拉美占5个，其中圣保罗(人口1640万)居世界第2，墨西哥城(1560万)居第4，布宜诺斯艾利斯(1100万)居第12，里约(990万)居16位，利马(750万)居第2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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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近几年拉美经济形势的特点
　　目前，拉美经济正处在一个新的增长周期，且呈现出8个显著特点。
　　1.外部因素的积极影响越来越明显。虽然近几年拉美经济形势的好转得益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改革释放的活力以及其他一些内部因素，但许多研究表明，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好转对拉美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不容忽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如果世界经济能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拉美经济前景将进一步看好。当然，为了更好地利用有利的外部条件，拉美国家还必须提高国内投资的使用效率，改善基础设施，加强政府管理。
　　2.经常项目顺差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一方面，拉美的出口贸易在增长；另一方面，许多拉美国家（尤其是中美洲国家）获得了大量侨汇。侨汇收入的增长与贸易顺差结合在一起，使拉美地区的经常项目出现了顺差（2006年的顺差额占GDP的1.5%）。经常项目顺差与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并存，是多年来拉美经济中少有的现象，是拉美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有利条件。
　　3.经常项目顺差的出现与贸易条件的改善密切相关。如果用上世纪90年代的贸易条件来计算2005年的对外贸易，那么拉美国家的经常项目不会是顺差，而是2.7%的逆差，整个国际收支也不会是顺差，而是0.7%的逆差。当然，鉴于90年代石油价格大大低于目前的水平，因此对于那些依赖石油进口的中美洲国家和加勒比国家（产油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除外）来说，其贸易条件可能会比目前的好。
　　4.国民收入的增长提升了国内需求。最近几年，拉美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率超过了GDP的增长率。2004年，拉美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分别为7.1%和5.9%，2005年分别为5.9%和4.5%。其结果是，2004年~2005年，拉美的国内需求增长了4.2%和5.3%。国内需求的增速不及国民收入的增速这一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拉美的国民储蓄在增长。
　　但是，拉美的投资率（2005年为21.6%）尚未恢复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计划。而在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必要条件之一。拉美国家长期以来投资不足的弊端已十分明显。例如，拉美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量居世界第二。由于长期以来能源部门的投资不足，面对最近几年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一些拉美产油国并不能大幅度地提高产量。唯一例外的可能是巴西。巴西石油公司因在前几年扩大了投资而得以在2006年大幅度提高其石油产量，从而使巴西基本上实现了能源的自给自足。
　　5.债务负担大幅度减轻。与10年前相比，拉美国家的债务占出口收入的比重减少了一半，短期债务占外汇储备的比重下降了2/3。不仅拉美国家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在下降，而且债务的构成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是固定利率债务在债务总额中的比重在上升；二是以本国货币计值的债务在债务总额中的比重在上升。以阿根廷为例，上世纪90年代末，以本国货币比索计值的债务占债务总额的比重仅为10%，2006年则上升到52%；巴西的这一比重则从2002年的54%提高到今年的95%。
　　6.财政状况在改善。最近几年，一方面，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促进了生产，从而增加了税收；另一方面，财政开支的增长幅度不大。其结果是，拉美国家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改善，财政形势开始好转。
　　7.在许多国际投资者的心目中，拉美地区的风险在减少。这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导致的：拉美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期，而且未来几年的经济形势也比较乐观；国际收支状况在改善；宏观经济形势在好转；汇率波动的幅度在缩小。
　　8.左派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其他国家政府实施的政策并无二致。最近几年，拉美左派在政治舞台上东山再起，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的关注。拉美的左派政府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巴西的卢拉政府、智利的巴切莱特政府和阿根廷的基什内尔政府。这些“中左翼”政府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并重，坚持与美国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二是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府和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政府。这种类型的政府与“中左翼”政府有着很大的差别，其经济政策以“民众主义”理念为基础，利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度上升的有利时机，实施了不少社会发展项目。此外，在对外经济关系领域，查韦斯和莫拉莱斯高举反美大旗，倡导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因此，有人认为，拉美左派政府之间的差异性，要大于左派政府与右派政府之间的差异性。但是，总的说来，左派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其他国家政府实施的政策并无多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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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经济全球化仍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作为发展中地区，拉美在此大潮中仍将继续显示其经济的脆弱性。
　　（－）拉美地区贫富差异将进一步拉大。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强劲推进，拉美大部分国家跟不上这种迅猛的变化，许多民族企业不堪竞争而纷纷倒闭，大量廉价、非技术的劳动力长期失业，沦为社会的负担。据美洲开发银行的统计，拉美已是当今世界上贫富最悬殊的地区：最富有的20%的人控制着50％以上的财务而最贫穷的20%的人仅拥有4.5％的财产。在拉美7.4亿人中，有40％以上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的人处于赤贫状态；看来，社会不公将作为拉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带进21世纪，拉美各国已决心贫家经济与社会同时发展的模式，包括社会内容的“第二代改革”即将提上议事日程。
　　（二）拉美地区的外债将进一步加重。经济全球化使资本的流动更加自由。90年代，拉美国家虽然进行了经济结构改革，但借债发展经济的现象有增无减。在1990年至1999年的10年间，拉美国家外债总额从4430亿美元增至7493亿美元。同10年前相比，拉美国家偿付的外债利息增加了3倍，2000年将接近1500亿美元，相当于本地区对外贸易总的三分之一。可以预言，今后举借外债仍然是拉美地区外部融资的主要形式之一。尽管大部分拉美国家都在谈判重新安徘外债的还本付息，但债台高筑难免不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三）拉美国家仍将易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国际上每次发生金融危机，拉美地区都在劫难逃。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的金融风暴和1998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1999年初巴西的金融动荡，都不同程度地冲击了拉美地区。经济专家认为，一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往往使拉美国家三至五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拉美地区的金融体系已初具规模地经历了某种考验，但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国际金融市场的资本流动更加迅速和多变，拉美国家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建立必要的防范、规避机制日益变得刻不容缓。
　　拉美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原材料产地，国际市场上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要影响拉美的经济发展，因此，努力改造生产结构、克服体制运行方面的缺陷、跟上知识经济的步伐、发展高科技产业、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乃是拉美国家加强国际竞争力，避免再次沦为发达国家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的最佳出路。

保险参与新型城镇化研究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而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思路之一就是城镇化。事实上，中央对城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新一届政府对城镇化的高度定位还是被赋予了“扩大内需的战略性作用”的意义，并被认为是新一届政府推动经济改革的重要方向。推进城镇化是个系统全面、但也很艰辛的计划，因为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化过程和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过程，而其中人口就业结构将是核心中的核心。提到人口就业结构就不得不提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农民工。
农民工这一群体是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有效载体，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这一群体已经成为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2012年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6亿人，其中“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和生力军，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左右。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容忽视，该群体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两大区域之外，“双重边缘人”现象越来越严重，由于其较强烈的脱离农村、进入城市社会的意愿，使他们既不愿回到农村、又难以融入城市，成为“漂泊的一代”。这样的生存状态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正当权利诉求无法妥当实现、民主参与渠道严重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不能合理表达。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却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城市“主流社会”风格的“边缘社会”。当这个“边缘社会”不断扩大，势必对“主流社会”产生强大的冲击，从而会带来隔离、断裂后的紧张、矛盾和失序，建设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也会蒙上阴影。
河南省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状况分析
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是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的，主要是指“80后”和“90后”进城务工的农业户籍人口。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该群体有其自身新的特点，2011年中华全国总工会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受教育时间较长，但专业技能较欠缺；过半未婚，生活经历简单；多在东部、沿海地区就业，外出谋求发展动机强烈；多聚集在第二、第三产业；多数从业于外商投资企业。与此同时，其利益诉求也较之以前老一代农民工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等传统的“乡土”观念情结不再强烈，他们不愿回乡务农，更倾向于融入到城市社会生活，更加追求实现自身发展和自我价值。
河南作为国内劳动力输出大省，总人口的71%为农村人口，在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占到70%以上，达1500万人之多。
（一）河南省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
从性别比例看，男性多于女性，男性占61%，女性占39%。在外出劳动力中，30岁以上的男性占70%，在18-22岁这个年龄段，则女性多于男性，其主要原因是农村女性在婚后多要在家里照看儿女和从事农业生产。
从年龄分布看，农民工群体呈现年轻化态势。据统计，河南新生代农民工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就占了5%；18-28岁占到57%；29-35岁占12%；36岁以上占26%。从文化程度上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对高于流出地，但低于流入地。
从受教育程度上看，新生代农民工中以初中文化程度为多，占56%，小学为20%，高中为24%，而在城镇常住人口中，高中及其他的文化程度为55%，初中为38%，小学仅为7%。
此外，统计数据显示，从河南省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的地域分布上看，平原较山区多，东部较西部多，尤其是信阳、驻马店、周口等地，外出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人口中多达20%。
（二）河南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及社会保障
据共青团河南省委2011年的调查，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新生代农民工达30.5%，1001-1800元的占39%，1801-2200元的占14%，2220元以上的占11.5%。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大多从事的是危难脏重的工种，劳动强度大，经常加班加点。据笔者2012年5月对河南郑州、濮阳、驻马店、南阳3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发现，55%的调查者称没有节假日，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的占46%，91%的调查者称平时加班加点是没有工资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中不仅很难实现与城镇职工的同工同酬，此外在社会保险福利方面也是比较欠缺的，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的统计，新生代农民工中，由单位或雇主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5.2%、13.5%、7.1%、2.9%、1.1%。
（三）河南省新生代农民工物质文化生活
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城市生活和行为规范，更加认同城市群体的价值观，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更倾向于城市人，而不是农民身份。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上更加追求城市化和现代化，他们对闲暇时间的安排更为丰富，除了看电视，听广播，他们会经常光顾网吧、看电影，到迪厅、酒吧、卡拉OK厅等娱乐场所，从信息化消费状况的调查显示，他们当中超过半数以上的人会经常去网吧，或是配有智能上网手机，这些都较上一代农民工更加具备融入城市的条件。此外，他们更加注重自我提升与职业可持续发展，他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金钱去学习新技术，进行技能培训。在居住方式上，根据调查的相关资料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单位宿舍的比例高达44%，居住在工地工棚和生产经营场所的比例相对较低，分别为6.5%和8.2%，租房居住的比例为36%，此外，只有极少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购买自住房。该调查同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在务工地改善住房有强烈的期待，22.9%的人期望政府建设专门的农民工公寓，20.1%的人期望政府放开购买政策性住房的限制，17.1%的人期望单位提供更舒适卫生的集体宿舍，16.3%的人期望单位提供住房补贴，12.6%的人期望单位缴纳住房公积金，11.1%的人期望政府改善外来人口集聚区的生活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分析
利益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关系范畴。由于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因此有多种多样的利益。对利益的追求，形成人们的动机，成为推动人们活动的动因。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就曾指出，把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是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变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作为农民工群体中的新生主力军，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力量之一，由于其处在社会结构调整、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利益诉求得到应有的表达和保障是“十二五”规划中的题中之义，也是社会、企业的职责所在。
（一）提高薪资待遇并规范劳动合同的诉求
经济利益诉求是新生代农民工首要的利益诉求。随着CPI物价指数的不断上涨，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全国25个城市（区）1000家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整体月收入仅为城镇企业职工的58%，比传统的农民工低167元。5.4%的新生代农民工明确表示其工资水平未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在与企业发生过劳动争议的新生代农民工中，32%的人认为“劳动报酬”是引发争议的最重要因素。此外，由于制度环境，很多企业用工不规范，再加之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特点，导致企业与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约率并不高，即便是签订合同，多数合同只是约定了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没有具体的标明月工资数额。
（二）加强劳动安全保护并普及社会保险的诉求
社会上许多企业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处于降低人工成本的考虑，既没有对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岗前安全培训，又不注重改善工作场所环境，生产安全保护措施不到位，一些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也经常漏发，甚至不发，职业安全隐患较多。调查显示，36.5%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高温、低温作业问题，41.3%的人的工作环境中存在噪音污染，36%的人的工作环境存在容易伤及肢体的机械故障隐患，存在粉尘污染问题的为34.7%，从以上数据中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环境总体水平一般偏差，尤其是建筑业、采掘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工作环境不容乐观。
近年来，在构建和谐社会，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背景下，尽管各种法律、政策都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做出了明确规定，比如涉及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涉及到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职业病防治法》、《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涉及农民工医疗保险的《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等，但在现行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民工的就业、住房、医疗等社会保障权利并没有完全得到真正的落实，现实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十分的薄弱，甚至最基本、最迫切需要的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投保率都比较低。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分布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认为，如果按照城镇企业社会保险办法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会加重企业的经济负担，而一些地方政府迫于财政压力，对这种行为采取放任态度，甚至有的地方招商引资部门把不参加社会保险作为吸引投资的优惠政策。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9月，我国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保险者占农民工总人数比重，分别仅为17.8%、19.7%、10.4%和28.0%。换言之，将来无法领取养老金的农民工约有两亿人。
（三）平等享受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诉求
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观念、价值标准、生活欲求，甚至人生态度等方面与传统农民工有较大的差异，这也导致他们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更高需求，他们认同城市文化，渴望市民待遇，但在二元社会体制尚未打破的今天，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生活并不能真正的融入到城市社会活动中来，他们也不能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的享受公共服务体系，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社会福利待遇方面，而且体现在住房、医疗、就业、孩子上学等社会服务的获取上，这些现实问题成为这一群体实现阶层向上流动时难以突破的“玻璃天花板”。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是构建新型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城镇化是推动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它能有效拉动市场需求，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像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一些发展中国家，面对大量涌入城市的外来人口，并没能够提供稳定的工作和良好的居所，逐渐形成的庞大的贫民窟已成为城市难以根治的恶疾。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是其现实生存的一大瓶颈，一项调查显示，是否有住房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条件最重要的考量标准，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倾向于城市生活，他们希望能够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待遇，被真正纳入到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之中，如何能够使该群体实现真正的“住有所居”已成为城市建设和社会管理改善的重要目标。
2003年教育部等六部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地政府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并减免有关费用，做到费用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2006年新修订的教育法对此也做出了明确规定，但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悬殊较大，除了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普遍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很多还不能完全按照就近原则入学，这便给农民工及子女带来了很多的不便，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于无奈，只好把孩子送往城郊结合部，教学力量相对薄弱的学校。这些学校无论在教学经费、教学设施、还是师资力量水平上都不高，这便造成了农民工子女教育过程的公平缺失。关于构建和谐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体系的思考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不仅注重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同时也更加期待共享全方位的社会公共服务，在利益表达方式上，也更加注重自身群体的参与性与主动性，因此，这一群体的利益表达及诉求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应把握统筹城乡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大局，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契机，以薪酬调整和社会保障为核心，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构建政府、社区、企业和个人多渠道、多维度的利益诉求保障体系。
（一）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薪酬机制
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薪酬的正常支付、持续增长、共决机制，加强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劳动监察力度，国家统计局2010年7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将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要以此为契机，以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为基点，在劳资关系中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要在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就业的中小企业为试行点，积极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建立“政府+行业+企业+个人”的四方薪酬确定模式，在政府确定最低工资底线的基础上，由行业制定大体工资标准，企业和个人共同协商决定工资增长比率。
（二）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
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扩大农民工参保面，真正落实各项社会保险政策。政府有关部门应通过行政监察等手段，重点督促中小企业及非公有制企业农民工的参保工作，逐步合理提高保障水平针对目前该群体工伤事故和职业病频发的状况，应进一步扩大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参与面；在农民工医疗保障机制方面，针对该群体普遍存在的看病难，逐步推行大病救治机制和医疗保险跨地区转移支付政策；此外，考虑到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难的问题，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拓宽融资渠道，利用城市改扩建，城中村改造等机会，多渠道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条件，同时要加大公租房建设力度，扩大公租房租住范围，让新生代农民工享有城镇居住的便利条件，积极探索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此外，政府要注重教育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降低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门槛，对在转学、择校方面存在的困难，有关部门要积极予以协调。
（三）鼓励开展稳妥的户籍制度改革
鼓励开展稳妥的户籍制度改革，降低户籍歧视所带来的社会负效应，逐步剥离附加在户籍上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河南省各地城市应充分考虑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能力，以及政府财政的支付能力，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尤其是中小城市及各地县城，要进一步推动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转户进城，引导农村居民向城镇有序转移，逐步消除农民向城镇转移的体制性障碍，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合理流动，最终形成科学有序的人口城镇化机制。
（四）合理引导并积极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管理
合理引导、积极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管理，应本着公平对待、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管理理念，在相对集中的区域，由政府主导，依托各界力量，为新生代农民工建立专门社区，把新生代农民工纳入所在社区的管理与服务范围，由防范式的社区管理向服务型的社区管理转变，应依托社区的民政、劳动、教育、卫生、治安等服务平台，使包括农民工在内的社区成员平等的享受到社区服务，加快建设社区文化设施，将社区服务有针对性的延伸和拓展，开展有针对性的知识普及、法律宣传、技能培训等，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享有更多话语权，多提供易于为广大农民工接受的有效的政治参与形式，如城市社区选举、听证会、农民工工会等，此外同时扶持各类“虚拟社区”和自治性社会组织，把新生代农民工纳入“组织状态”，并帮助其主动融入社区、融入城市，找到心灵归属。
（五）促进利益表达渠道的多样化发展
利益表达渠道作为利益表达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桥梁和中介，渠道的通畅直接关系到利益表达主体有效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前提。信访是农民工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之一，要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加强信访干部的素质培养，使信访工作法制化、有序化，充分发挥信访工作调节器和稳定器的作用。此外，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日益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的新平台，与传统的利益表达渠道相比，网络渠道具有诉求主体的多元化、议题广泛化、表达尖锐化等特点，因而在现实运作过程中，会导致利益表达的相对有限性，因此在使用网络渠道时应清醒认识，做到扬长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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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产生哪些问题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史上，20世纪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在取得一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牺牲了一定的社会发展，如环境恶化、温室气体排放超标、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等，这些都使那些华丽的增长数字显得暗淡无光。尤其是“贫民窟”，这个被初到某些刚刚探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的游客称之为“景致”的字眼，在从事社会经济研究的学者眼中却显得那样的刺眼。因为它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深刻的矛盾，从而形成与经济增长格格不入的冲突。本文试图从农村劳动力流动这个角度阐述“农民的城市”所揭示的拉美国家城市化问题，来影射中国大陆目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存在的不足。
一、现象：城市化与逆向城市化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拉美国家普遍走上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拉美地区的城市化也进入一个高潮期。1950年，拉美地区的城市人口(2万人口以上的市镇居民属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1.6%，1980年达到65.6%，已接近于欧洲的城市化水平。(苏振兴：《发展模式与社会冲突：拉美国家社会问题透视》，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根据《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统计年鉴2002》各国的最新数据显示，200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阿根廷为89.6%，巴西为79.9%，墨西哥为75.4%，最高的乌拉圭为92.6%。到2010年，预计上述四个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将分别为阿根廷91.4%、巴西83.1%、墨西哥78.8%、乌拉圭93.7%。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墨西哥城(1640万人)、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1387万人)、巴西圣保罗(1300万人)、里约热内卢(1000万人)都已跻身于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一般来说，城市化是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集中为特征的一种历史过程，不仅表现在人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的演变，而且此过程还伴随着精神、文化、观念的无形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城市发展史和城市化进程史。然而，城市化在让人类享受工业文明的同时又受到“城市病”的困扰，生活贫困、住房紧张、供水不足、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正威胁着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和身体健康。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全球迅速城市化的示范效应更加速了这种“城市病”的流行。实际上，在拉美国家还存在着一种逆向城市化，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失控的城市化过程。许多研究拉美城市化的学者指出，城市在空间上的扩张比人口膨胀更快。主要原因是，由于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和城市地价及生活费用的上涨，数量越来越多的低收入阶层(绝。大多数是由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组成)开始迁移，从原来相对靠近市中心的简陋住所向城市周边地带转移，逐渐形成环绕城市的大片贫民区。这与西方发达国家近些年出现的讲究生态模式的逆向城市化大不相同。在发达国家，一些中、高收入阶层逐渐放弃市中心地区而向人口密度低的郊区转移。如在日本，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城乡差别几近消除，农村的居住生活条件不亚于城市，且在住房面积、空气质量上农村更有优势，所以日本出现了白天到东京上班，晚上回到千叶县、琦玉县和神奈川县居住的“远距离上班族”。因此，这是两种意义迥然的逆向城市化，发达国家的是一种追求生活质量的选择，而拉美国家的是一种低收入阶层被社会边缘化的无奈。
二、原因：一个模型与一种合力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不可能回避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他在其著作《二元经济论》中首先假设了一种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即维持生存的传统的、自给农业部门及一个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部门。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把剩余再投资于新资本的形成，从而扩大并吸收了更多的人从自给农业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这个过程要一直继续到剩余劳动消失为止。尽管刘易斯模型的主要任务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但他却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两条思路。第一种是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刘易斯认为，在二元经济模型中，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家将剩余价值再投资于生产过程，而不是消费。能够忠实地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工业家阶级。这样，伴随着经济发展过程的不断进行，整个社会劳动力大部分从传统的、自给性的农业部门流向现代化的工业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易斯模型是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归结为工业化的过程。第二种是劳动力的地域转移。按照刘易斯的理解，传统的、自给性的农业部门都分布在农村地区，而先进的、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部门都建立在城市。伴随着资本形成的不断扩张，农业剩余劳动力被不断地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也就同时实现了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刘易斯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主要是看成一个乡村人口的城市化问题。当农村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城市部门吸收时，农业部门的工资上涨，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随之消失，劳动力在农业及工业、农村与城市形成合理的配置，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工业化及城市化达到了一个合理的、较高水平的基础上，开始一个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拉美国家的二元经济特征也十分明显，不仅体现在农村与城市之间，而且还反映在农业内部，同时由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偏高，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于是，剩余劳动力先是在农村由传统农业部门向商品农业部门流动，继而由农村向城市流动，最终完成了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急剧城市化过程，我们称之为“农民的城市”。而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有一种合力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发挥着作用。
农业现代化模式的偏差形成“离心力”。早在战后初期，拉美国家就形成了有关农业现代化模式的两种意见。一派观点认为，农业的核心问题是分配问题，必须通过深刻的社会变革来实现农业资源由一些社会集团向另一些社会集团的大量转移，才能使问题获得解决。也就是说，这一派主张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另一派认为，农业的现代化过程不能伤害任何人，而是应当走技术变革的道路。(同上，第112页)观点的对立反映了拉美国家不同阶级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其深刻的根源是拉美国家在历史上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土地占有制度。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占有结构的特征是一极为种植园、庄园和牧场的大地产，一极为为数众多的小地产，中间是一部分中等规模的地产主和佃农。而大地产主集团是拉美各国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享有很大的政治权力，能够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这就决定了拉美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是偏向于第二种模式，即在基本保持原有土地占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缓慢的技术变革来进行。尽管在20世纪50-70年代，部分拉美国家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土地改革，但是，除了古巴于1959年5月和1963年10月先后进行的两次土改消灭了农村的大庄园制度和富农经济外，其他改革都是局部性的，成果有限。这样，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以大中型为主的农牧业经营单位由传统的经营方式逐步向现代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转变，同时在持续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过程中，原料与初级产品出口创汇的地位不断强化，更加刺激了企业规模化经营的热情。这些大中型企业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原来的大地产主，而另一部分则是投资于农牧业的本国或外国资本家。他们在国内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压力集团，攫取了大量有关农产品价格、农业信贷、技术援助等政策优惠。他们的崛起加速了中小农业企业的分化，使农业部门逐渐形成现代企业与从事自给自足生产的传统农民企业长期并存的局面。在这种农业现代化模式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便呈现以下两个特点：其一，相当数量靠打短工维持生存的无地劳动者形成现代农业企业雇佣劳动力的储备军。但是，拉美的现代农业企业不具有中国80年代乡镇企业就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由于它季节性、临时性用工的特点，使得这支储备军常年在农村流动，甚至跨国流动，他们无法获得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其二，引发农村向城市的自发移民潮。据统计，1950-1960年期间，拉美农村人口的增长部分中，42%流入了城市；1960-1970年期间，这一比例提高到58%。50年代初，每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不到100万，70年代每年超过200万。(转引自苏振兴主编：《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城市工业化水平形成“向心力”。拉美地区的主要城市形成于殖民地时期，除了墨西哥城是在原来印第安人农业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城市以外，其他城市都是欧洲各宗主国、特别是西班牙出于强化政治统治需要而“超前供给”出来的，待殖民地的政治、军事、宗教等统治机构及其相应的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被集中到这些城市后，经济功能的需求才“追随而至”，因此，拉美国家城市的布局结构存在历史上的先天缺陷一一地区发展不平衡，这一点在后来的工业化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城市人口集中于首都则成为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年，海地56%的城市居民集中于首都太子港；智利44%的城市居民集中于圣地亚哥；阿根廷、乌拉圭两国首都的人口分别占本国城市人口的45%和52%。(同上，第89页)城市化人口之所以出现爆炸性增长，主要原因是：其一，早期工业化的迅速扩张创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无论是1929年以前由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带动的国内工业品市场的形成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在遭遇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后，由出口部门的衰退或增长不足而引起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劳动力向城市集中都起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其二，人口增长过快。一项统计资料表明，欧洲在1920-1970年期间城市人口由占总人口的40%提高到60%，即经过了50年；拉丁美洲则在1955-1980年的25年之内城市人口由占总人口的40%提高到60%。但是，拉丁美洲在这25年中的人口增长率要比欧洲在上述50年中的人口增长率高出1倍。(转引自苏振兴：《发展模式与社会冲突：拉美国家社会问题透视》，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其三，城市的就业机会、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健全的社会化服务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美好的“心理预期”。因为劳动者也是理性人，只要进城的预期收益大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和迁移成本之和时，他们就会做出流向城市的决定。他们认为，即使生活在城市贫民窟中，生活水平和质量也要高于农村。
综上所述，在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合力作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必将大规模、无序地入城市，而在拉美国家这个过程无疑是过快、过猛了。

巴西与阿根廷的城市化水平为什么那么高

巴西和阿根廷都是发展中国家吧，城市化水平要很高也不至于，重点是这俩国家没有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对文明的摧残没那么惨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