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日内瓦会议上的十六国宣言
- 法国在法属太平洋领地进行高空核试验赞成澳大利亚等国环境污染，法国为何置之不理不对环境污染负责
- 澳大利亚多地爆发抗议，莫里森政府为什么会成为众矢之的
- 澳大利亚妇女获得平等，中间都经历了哪些坎坷
- 美奥新安全条约签订的意义是什么
日内瓦会议上的十六国宣言
坚持有进有退、进退有据的停战谈判方针，迫使美方同意将撤军问题列入“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的谈判议程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周恩来多次指示，在我方提出的谈判议程中，务必包括“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这一项。1951年7月13日，他在为毛泽东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中指出：“我们根据形势认为，‘三八线’及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均应坚持。”7月15日，他在为毛泽东起草的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出：“必须在对方同意将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列入议程的基础上，我方才能对其他议程再加斟酌。”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我方代表团在谈判中始终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军”的主张。7月19日，交战双方代表团大会召开第7次会议，围绕撤军问题展开激烈交锋。我方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反复说明，撤出外国军队是朝鲜和平的根本保证。他质问对方代表：既然我们双方同意在朝鲜实现停火与休战后不再发生敌对军事行动，那么还有什么比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更能保证朝鲜在停火与休战后不再发生敌对的军事行动呢？
美方首席代表乔埃却强词夺理地说：“我们来此仅是为了讨论与朝鲜有关的军事问题，你们所讨论的问题是政治性的，所以我们拒绝讨论它。”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国防部长马歇尔先后发表声明，拒绝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显然，美国政府是出于不愿放弃侵略亚洲的政治和军事需要。谈判陷入僵局。这时，周恩来指导我方代表团采取变通办法，“将从朝鲜撤军问题保留到停战后去讨论”，明确指示我方代表团：“我们愿同意不将讨论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但我们提议在已协议的四项议程之外，加入第五项――‘其他有关停战的问题’。这项议程的提出，为的是前四项议题都进行完毕并达成具体协议后，我们将在进行第五项议题时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
7月25日，中、朝代表团提出了第五项议程的内容。对方代表团再也没有理由反对，只得表示同意。7月26日，朝鲜停战的议程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其中包括撤军问题的第五项议程：“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由于美方反对，朝鲜停战谈判没有讨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但是，在周恩来指导下，中、朝代表团围绕“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同美方代表团展开了一场有进有退、进退有据的谈判斗争，终于迫使美方同意在停战后召开高一级政治会议，讨论撤军问题，而且这项协议被纳入朝鲜停战协定的第60款。这项协议的达成，为后来召开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继续开展的外交斗争提供了法理依据。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我方力促召开高一级政治会议，讨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问题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为落实朝鲜停战协定第60款的规定，周恩来在停战协议签字后就开始为准备研究召开高一级政治会议而操劳：同外交部领导人研究起草《政治会议问题的意见》;会见苏联、印度、瑞典驻华大使，请他们将《意见》稿转交本国政府，征询意见;复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要求联大废除非法通过的违反朝鲜停战协定第60款规定的非法决议等。
在中、朝方面的努力下，美方终于接受中、朝建议，于1953年10月26日在板门店举行关于政治会议的会谈。但是，美方毫无会谈诚意，对会议议程和政治会议的成员、地点、时间等问题无理取闹，拖延会议达30天。为争取早日召开政治会议，中、朝方面对会议成员、地点、时间、议程、行政和经费等问题准备提出建议。11月28日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这个建议。30日，我方代表提出这项全面建议。
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破坏，关于召开政治会议的板门店会谈毫无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积极促成四国外长会议的召开。早在1953年9月28日，苏联政府就曾照会美、英、 法三国政府，提议召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国处长会议，讨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10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赞成苏联提议。
在苏联政府努力下，1954年2月18日，四国外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建议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国、法国、联合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武装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并愿意参加会议的国家的代表，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解决朝鲜问题。”
对此，周恩来作出积极反应。2月27日，他在会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说：“四大国召开的柏林会议不能算是完全满意的，因为欧洲的重大问题没有取得协议；由五大国会议来审查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的事情，也没有取得协议。但柏林会议的一点收获，就是要举行日内瓦会议，从远东的具体问题来解决一些国际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远东的和平问题。这就是一个成就。还有，用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国际纠纷的原则也被推进了一步……中国人民是支持这个会议的。它可以推进国际和平，首先是朝鲜和越南的和平。”
根据四国外长会议，2月26日，苏联政府来电邀请中国政府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3月3日，中国政府答复苏联政府，接受邀请，“同意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精心部署，认真做好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
日内瓦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次大型国际会议，也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具有处理外交事务卓越才智和丰富经验的周恩来对此次会议相当重视，精心部署，周密安排，认真做好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第一，分析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研究制定出席会议的指导思想、方针和原则。
为主持起草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各项文件，周恩来阅读了大量有关会议内容的函电、资料等，并约请外交部和其他方面有关人员讨论，深入分析研究会议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作出判断，提出对策。在此基础上，1954年2月底3月初，他主持起草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等各项文件。
日内瓦会议的内容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恢复印度支那问题。在《初步意见》中，周恩来分析当时局势，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我方应紧紧掌握和平统一、民族独立和自由选举的口号，以及对李承晚的武力统一和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以及人民在没有任何自由下的所谓选举”。同时，他对这种对策能否实现也指出：“显然都不可能为对方所接受。争到最后，我们应在承认维持南北朝鲜现状，分期撤退外国军队和恢复南北朝鲜交通贸易等问题上谋求解决办法，以建立初步的和平局面。”周恩来对日内瓦会议结局的分析和估计，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富有远见的。
1954年3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原则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这个《初步意见》。
第二，精心组成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
对于组成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周恩来强调：（一）根据新中国首次出席大型国际会议的需要，务必配备强有力的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展示新中国登上国际舞台的形象。（二）借出席会议的机会，培养、锻炼我国的外交队伍和外交人才。对于出席这次会议的主要人选和助手的人选，周恩来指示外交部李克农副部长组织相关人员先行讨论。
李克农遵嘱提出代表团组成人员建议名单：周恩来任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和外交部另一位副部长任代表，王炳南任秘书长。李克农的建议名单被采纳。4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王炳南为秘书长，雷任民、乔冠华、黄华、雷英夫为顾问。此外，各组组长和工作人员为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龚澎、吴冷西、熊向晖、章文晋、浦寿昌、陈浩等。
第三，加强会前的外交活动，做好国际协调和国际宣传工作。
3月2日，周恩来致电金日成，派乔冠华、黄华前去向金日成汇报有关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情况，并且提出，如同意，即请南日前来北京共同商量会议的准备工作。南日抵达北京后，周恩来于3月6日、10日两次同他商谈中、朝双方出席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准备工作。
4月1日，周恩来飞赴莫斯科，出席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四国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磋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题，并预测会议的进展和可能取得的成果。会谈中，中、苏双方相互通报了有关日内瓦会议各自的打算和设想。会议一致认为，在当时国际条件下出席这样的会议，只能边走边看，随机应变，寻找对策。周恩来说：中国对会议既不抱过高的奢望，但也要力争取得某种成果。
针对“英、美都认为，朝鲜统一问题在日内瓦会议上是不能解决的，也不能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等传闻，4月19日，周恩来在出发赴日内瓦的前一天，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日内瓦会议即将出现的问题，作出了预测和判断：“日内瓦会议是不应该让它失败的，但是美国显然要阻挠日内瓦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特别是要威胁法国，使它不能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朝鲜既然停战了应该进一步巩固朝鲜的和平，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用和平的方法使朝鲜得以统一……但是在朝鲜问题上，美国要造成一种僵局……以便继续占领台湾、武装日本和维持远东的紧张局势。”
第四，周到、细致地做好技术性准备工作。
出席复杂的多边国际会议，对新中国外交工作是很好的锻炼和考验。对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周恩来不仅从宏观上着眼，做好制定出席会议的指导思想、方针和原则，而且从微观上着手，周到、细致地做好技术性准备工作。他多次指导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模拟演练、组织翻译进行练兵、收集和研究与会议有关的文献、资料等。
在1954年4月20日中国代表团启程前夕，周恩来召开代表团全体成员会议。他在会上说：“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那是野台子戏，那是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闹翻了也就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谈判还不是为了闹翻。就是说，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谈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
为力主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同美国代表开展了一场面对面的激烈论战
1954年4月26日，举世关注的日内瓦会议开幕，第一项议题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朝鲜、大韩民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19国的代表。会议在泰国首席代表旺亲王、苏联首席代表莫洛托夫和英国首席代表艾登轮流主持下进行。
4月27日，朝鲜外务相南日提出实现朝鲜和平统一的三点方案：一、举行国民议会的全朝鲜选举，以组成朝鲜统一政府；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6个月内撤出朝鲜；三、对维护远东和平具有最大关心的相应国家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为朝鲜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南朝鲜外务部长官卞荣泰却提出一个要按照南朝鲜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在全朝鲜进行选举，组成朝鲜统一政府的方案。
4月28日，会议继续讨论朝鲜问题，周恩来和美国首席代表杜勒斯（后来美国将首席代表换为史密斯）在会上首次交锋。杜勒斯在会上提出实现所谓“联合国统一朝鲜”的决议案，企图使美国驻军南朝鲜合法化并进而占领全朝鲜。杜勒斯还断然拒绝美国从朝鲜撤军，却要求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
听了杜勒斯的发言，周恩来对原来准备的讲稿作了必要的调整，即席增加了一段话。他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亚洲问题，特别是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原则立场，完全支持南日提出的公平合理的三点方案，谴责美国政府在亚洲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周恩来指出：南日的建议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们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地考虑这一建议，使这一建议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基础”。他还强调：朝鲜战争是美国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美国还同时侵略了台湾，美国是真正的侵略者。
周恩来的发言受到广泛关注，许多国家的报刊在重要位置刊登了他的发言。杜勒斯对周恩来的发言感到“真使人头痛”。他在向国内电告会议情况时说：“周恩来的发言在措词和内容上都是标准的中共式的新闻宣传，但与会各国都相信周的蛊惑宣传，使我比以前更清楚地感到了这么一种可能，即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任何公开干涉，都将导致中国对亚洲事务的公开干涉，真使人头痛！”
朝鲜问题讨论了3天后，陷入“僵局”。4月28日，周恩来在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根据3天会场情况看来，朝鲜问题的讨论形成敷衍局面，因为美国不打算解决问题，法国又不便发言，英国也表示不想发言。”朝鲜问题之所以出现“僵局”或“敷衍局面”，根本原因就是“美国不打算解决问题”。
尽管朝鲜问题的解决已不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周恩来仍然在不懈努力。5月3日，他在会上发言批驳美国操纵联合国实施侵略的种种罪行，指出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已“丧失了处理朝鲜问题和其他亚洲问题的道义力量，已无能处理朝鲜问题”。5月22日，他在全体会上，就南日4月27日的方案提出补充建议：“为了协助朝鲜委员会根据全朝鲜选举法，在排除外国干涉的自由条件下举行全朝鲜选举，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对全朝鲜选举进行监察。”这个补充建议是公平合理的，但仍被美国断然拒绝。
针对这种情况，中、苏、朝三国代表商定变换斗争策略。5月30日，周恩来在与莫洛托夫商谈时提出：采用开小会的方式，只谈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基本原则，寻找双方的共同点，以便达成几条协议，使对方很难完全拒绝，如对方完全拒绝，则对方显然理亏。莫洛托夫表示基本同意。随后，南日表示同意。接着，中、苏、朝三国代表拟定了《日内瓦与会各国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草案）》。
6月5日，南日在讨论朝鲜的全体会议上发言提出，希望与会各国能以朝鲜代表团4月27日的建议和中国代表团5月22日的补充建议为基础达成协议。
接着，周恩来发言进一步指出：虽然与会各国的分歧依然存在，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共同基础是可以找到的，因为在会上没有人反对朝鲜的和平应该巩固，从朝鲜定期撤出一切外国武装力量，也只有少数代表在原则上表示不同意见。与会各国应该在已有的共同基础上，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莫洛托夫随即综合会议开幕以来各国代表所提意见的共同点，提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点建议。周恩来在全体会议上发言，完全支持莫洛托夫的五点建议。但是，由于美、韩两国代表的阻挠，仍然没能达成协议。
尽管中、苏、朝代表团作了各种努力，但因美国代表团执意反对，日内瓦会议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没能达成协议
针对美国在会外散布6月15日大会将结束对朝鲜问题讨论一事，6月14日，中、苏、朝三国代表商量对策，一致认为：我方现已不可能在会上从容地提出原定的第二方案和补充建议，必须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把全部牌都打出来，即使不能挽救会议于马上破裂，亦足以使对方处于不利地位。我方建议案提得愈低，就使对方愈被动，使对方破裂愈困难愈无理由，并使对方对破裂负更大的责任。同时还商定了我方三国代表在15 日会上的行动方案。
6月15日，日内瓦会议举行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已举行过15次全体会议，但美国从没提过一项积极性建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由英国首席代表艾登主持。
南日首先发言说:如果会议不能在通过自由选举实现朝鲜统一的问题上取得谅解，那么我们也应当在其他一些问题上，首先在维持朝鲜和平问题上取得谅解。接着，南日提出保证朝鲜和平状态的六点建议。
周恩来随即发言，完全支持南日的六点建议。他说:我们认为南日外务相的六点建议提供了保证朝鲜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没有理由不在南日外务相提出的六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协议。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我们希望与各国代表对于这个建议予以郑重的考虑。
莫洛托夫接着发言，主张与会各国发表共同宣言：“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各国业已同意：在等待朝鲜问题在建立统一、独立、民主国家的基础上最后解决期间，不得采取任何可能足以对维持朝鲜和平构成威胁的行动。”
中、苏、朝三国首席代表的发言，打乱了美国代表准备在会上宣读《十六国宣言》的部署。会议主持人艾登宣布休会40分钟，美国等16国代表紧急磋商。复会后，会上争论更趋激烈。接替杜勒斯担任美国代表的史密斯发言，一口回绝了中、苏、朝三国提出的全部建议。泰国代表则宣读了《十六国宣言》，企图强行结束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为了挽救会议的失败，周恩来发言指出：《十六国宣言》是断然表示要停止我们的会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的遗憾。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于是，他提出我方建议的协议草案：“日内瓦会议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周恩来接着强调指出：“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其不良的影响。”
至此，会场气氛达到白热化程度，几个国家代表开展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比利时代表斯巴克提出：莫洛托夫和周恩来的建议与《十六国宣言》并不矛盾。我们不同意，只是因为它们的精神已被包括在朝鲜协定《十六国宣言》中了。对此，周恩来反驳说：“斯巴克的说法没有根据。朝鲜停战协定并没有如我们建议的规定。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做出判断。
紧接着，斯巴克解释说：我说的是周恩来的建议与我们起草《十六国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说到头我毫不反对周恩来建议的精神。针对斯巴克的说法，周恩来继续批驳说：如果说《十六国宣言》与中国代表团的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却有19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作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达这一共同愿望呢？难道我们来参加这个会议却连这一点和解的精神都没有吗？我必须说，我是在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中学到了这条经验。
周恩来这番通情达理的话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斯巴克也不得不表示：为了消除怀疑，我本身赞成以同意票决定我们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建议。
接着，莫洛托夫提出：我愿无保留地支持刚刚得到比利时代表赞成的中国代表团的建议。
这时，大会主席艾登总结说：我们面前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所提出的建议，如果我的了解是正确的话，比利时代表认为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接受？
艾登的话音刚落，美国首席代表史密斯站起来说：我不懂中国建议的范围和实质。因此，在请示我的政府以前，我不准备表示意见，也不准备参加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艾登接着说：我们现在不能在任何一个文件上达成协议。我想建议会议，同意只是把这些发言记录下来，作为会议记录的一部分。
对于美国代表无理阻挠会议达成协议的行为，周恩来在最后一次发言时不无遗憾地说:我对比利时外交大臣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满意。会议主席的态度也值得提及，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且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我要求把我刚才的发言载入会议记录。
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紧张地持续了5个半小时。在会议主席艾登宣布将在这次会议上的所有发言都载入会议记录后，终于闭幕。
在日内瓦会议上，显示了新中国的外交力量，展现了周恩来和平使者的外交风采
因为美国政府的反对和阻挠，历时51天的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以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结束。尽管如此，会议还是有收获的。正像周恩来1954年7月8日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57次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在朝鲜问题上，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收获的，即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证明了苏联、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在寻求用协商方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是用各种建议求得达成协议，达成朝鲜的民主、统一、民族独立……朝鲜问题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问题已看得很清楚，再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小了。”
在日内瓦会议上，朝鲜问题之所以没有达成协议，关键是美国政府根本不想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因此根本不想通过政治会议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所以，朝鲜问题遂成为一桩长期悬而未决的公案，直至如今还严重影响朝鲜半岛的局势。可以说，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彻底暴露了美国政府奉行霸权主义的顽固立场。
同时，在日内瓦会议上，展现了新中国的外交力量，也显示了周恩来的和平使者的外交风采，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周恩来在会议期间表现出来的伟大政治家、外交家的气质和风度、求同存异的精神和胆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作风、以及灵活敏锐的策略和才干，给与会各国代表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受到许多人交口称赞：
――莫洛托夫拍着周恩来的肩膀说：“太妙了，太妙了！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朝鲜代表感慨地说：“苏联人将外交变成科学，而中国人使外交成为艺术。”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我一生稿外交工作，还没遇到一个像周恩来这样的杰出外交家。”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不得不佩服说：“周恩来是当今世界最能干的外交家。”
法国在法属太平洋领地进行高空核试验赞成澳大利亚等国环境污染，法国为何置之不理不对环境污染负责
二战期间，当法国被纳粹德国侵占后，包括约里奥·居里(居里夫人大女儿伊伦·居里的丈夫)在内的数名法国科学家参与了同盟国的核武器研制计划。可战争甫一结束，华盛顿就抛出了《原子能发展和管制法》，严禁将涉核情报传递给其他任何国家。几乎在同一时间，法国也启动了本国的核计划，并于1948年12月建立了西欧大陆第一座核反应堆。尽管二战前法国在核物理研究上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核武器开发计划却落后于美苏英等国。1945年10月18日，法国建立了原子能委员会（CEA）。1948年12月15日，第一座重水反应堆ZOE达到临界。1949年，CEA开始建造后处理试验设施，并于同年11月20日从ZOE的燃料棒提取出1毫克钚。随后又建造了基于Purex流程的后处理设施，并于1954年提取出1克钚。第一座工业规模的钚生产堆G-1于1956年达到临界，年生产能力为12kg钚。两座更大的钚生产堆于1959年达到临界。1954年5月，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失败。印支半岛的军事失败刺激了法国政府对核武器的兴趣。同年12月26日，法国政府正式批准研制核武器。美国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态度使法国进一步认识到美国不可能为了法国的国家利益而做出牺牲，因此不能相信美国的核保护承诺。1956年11月30日，法国国防部和CEA开始准备核试验。1958年4月，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最后一任首相FelixGaillard正式下令开始制造第一个核试验装置。法国首次核试验的蘑菇云1960年2月13日，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撒哈拉沙漠中的Reggane核试验场成功进行了首次核试验，爆炸当量6-7万吨，试验代号“蓝色跳鼠”（GerboiseBleue）。跳鼠是一种沙漠啮齿动物，而蓝色是法国国旗的第一个颜色，法国第二次和第三次炸弹分别被命名为“白色跳鼠”和“红色跳鼠”。为了确保核试验成功，法国人使用了过量的钚，因此法国的首次核试验是核国家首次核试验中当量最大的。由于大气层核试验的严重核污染问题，在进行4次核试验后，法国于1961年11月在阿尔及利亚Hoggar核试验场开始进行地下核试验，到1966年2月关闭前共进行了13次地下核试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核试验至今仍造成严重核污染1962年7月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法国开始在南太平洋的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土阿莫土群岛建造新的核试验基地，包括Mururoa岛试验场和Fangataufa岛试验场，1966年正式启用。从1966年到1975年，法国在太平洋核试验场进行了46次大气层核试验。之后，法国将其核试验全部转入地下，到1996年宣布暂停核试验前共进行了147次地下核试验。法国南太平洋核试验场法国早期的核武器追求大当量、可靠但保守的设计，这是由于军方希望尽快拿到具有实战性能的武器，对氢弹等更高级的核武器反而兴趣不大。AN-11是法国的第一种实战核武器，是由幻影4A型轰炸机携带的核航弹，用钚239作装料，重约1500kg，爆炸当量6万吨。同美国的第一批核武器一样，AN-11是纯裂变核武器，1962年5月首次试验，1963年开始制造，1964年10月服役。1966年7月19日，一架幻影4A轰炸机携带AN-11进行了空投核试验。1967年AN-11开始被其改进型号AN-22替换，当量不变，重量减轻到750kg，并提高了安全性能。AN-22共制造了约40枚（配给36架幻影4A），一直服役到1988年7月。幻影4A轰炸机及其携带的AN-22核炸弹法国第一种导弹核弹头是S2中程地地弹道导弹使用的MR-31弹头，1966年11月进行首次热试验。S2导弹于1965年10月首次试射，1971年8月-1980年服役，共部署了18枚。MR-31也用钚239作装料，重约700kg，威力约为12万吨。这对于纯裂变武器来说，已达到了威力的极限，而且使用的钚239数量有限、费用昂贵为了提高武器的威力，法原子能委员会于1964-1965年开始研制威力更大的裂变武器，这就是用铀235作核装料，添加氘氚助爆物的裂变武器。1965年，法国第一座大型气体扩散厂开始产出浓缩铀，1967年4月产出第一批高浓缩铀。1968年7月到8月，法国进行了3次助爆裂变武器试验。1971年6月，用在M1和M2型潜地弹道导弹上的MR-41弹头完成了最后一次热试验，1972年1月开始服役。MR-41弹头重约700kg，威力约为50万吨，共制造了约35枚。助爆裂变武器的比威力明显地高于纯裂变武器，但由于使用了氘氚助爆物，需要进行比较繁重和复杂的保养。法国从1965年开始研制“通用战术核武器”MR-50，1966年7月试验成功，并在此基础上研制了用于Pluton短程导弹的AN-51核弹头和战术核武器AN-52核炸弹。AN-51是纯裂变武器，重约500kg，当量10-25kt，可在距地面300～400米低空爆炸，也可地面爆炸。AN-51于1971年6月进行了首次热试验，1974年5月-1993年服役，共制造了约70枚。AN-52用于幻影3E、美洲虎A战斗机和超军旗攻击机，重455kg，当量6-25kt。1972年8月进行了空投核试验，1972-1991年间服役，共制造了80-100枚。法国1970年7月3日进行的TN-60氢弹试验，代号Licorne，当量914kt法国从1968年开始经过21次核试验，到70年代中期完成了氢弹的武器化。1976年1月24日交付了第一枚实战型百万吨当量热核弹头TN60。1977年，使用TN60弹头的M20中程潜地弹道导弹开始服役。从1977年开始，CEA又把TN60弹头改进为重量更轻的TN61型弹头，仍用于M20导弹，直到1991年2月全部退役。需要指出的是，法国是目前五个核大国中唯一仍在开发新型核弹头（TNO、TNA）的国家，这遭到了法国国内外反核人士的强烈抗议参考资料：/mil/2010-11/24/c_12809685.htm
澳大利亚多地爆发抗议，莫里森政府为什么会成为众矢之的
最近澳大利亚也乱成了一锅粥，莫里森政府手下的多名高官涉嫌性侵，遭到了澳大利亚全国女性的共同反抗，在澳大利亚的数个主要城市，多达10万女性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enough的条幅映入眼帘。他们指控澳大利亚莫里森政府内的多名高官涉嫌性侵，包括了昆士兰州州长帕拉夏在内。参加游行的女性向议会递交了多达9万名澳大利亚公民签名的请愿书。
请愿书内容包括了要求联邦议会改革、提高妇女地位、改善妇女被歧视现状，要求现任高级政府部长波特下岗。这次规模巨大的游行示威活动的领导者为亨德森女士，莫里森请求与其私下会面，却遭到了亨德森的果断拒绝。她说，他们现在已经游行到了政府门口，现在是你们政府人士跨过来的时候了。莫里森政府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代表澳大利亚政府做出了保证妇女儿童权益不受侵害的承诺。但他紧接着说了一些让游行示威的女性极不舒服的话。
莫里森说，现在澳大利亚公民用这种聚集的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是一件正确的好事，表明澳大利亚还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在不远的地方，如果民众游行示威的话，迎接他们的将是子弹。还好这样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在澳大利亚。此番言论听着让人毛骨悚然，完全是在威胁澳大利亚民众，也在影射某个国家。具体是哪个国家，他没敢明说。他的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你们民众游行示威应该见好就收，否则我就要用机枪扫射了。如此无赖又嗜血的领导人，早该下课了。
莫里森这届澳大利亚政府不但对内不得民心，而且在对外关系上一直在挑衅中国，甘当美国的马仔。去年我国因为澳大利亚木材上有很多有害生物，按照国际惯例，这种木材是坚决不能进口的，所以我国彻底禁绝了澳大利亚木材，这让澳大利亚政府愤愤不已，因为这一举动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往年每年我们向澳大利亚进口的原木和制浆木料价值总额达到了16亿澳元。现在我国木材不从澳大利亚进口了，该国直接面临失业的人口达到数千人。多行不义必自毙，奉劝澳大利亚政府能够加大自身产品的检查力度，努力改善中澳关系。
澳大利亚妇女获得平等，中间都经历了哪些坎坷
英国为减轻国内罪犯过多的问题，1788年将澳大利亚成为罪犯的流浪地。当时的澳大利亚妇女除了当地土著就是英国流放罪犯，一直处于受到歧视的地位，没有得到应当享有的权利。
在1894年，南澳大利亚妇女赢得选举权，1902年法律规定全国妇女拥有与男性平等的选举权并制定了大量妇女权益保护法律，使妇女成为社会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
一、澳大利亚强力的法律手段高度保护了女性在社会与家庭中的地位，保障妇女各方面权益受到女性支持
澳大利亚以前的教育对男女的教授内容不一样，男性学习社会科目，女性学习宗教知识，早期的大学、文法学校等只招收上层或中产阶级家庭的男生。
1880年后对女生只开设几种教育，修女学校收新教女生学习文化课程；学校开设音乐绘画舞蹈等礼仪课；家政训练课程让女孩进行家务培养。
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社会强烈谴责对女子学术教育的忽视，“我们赞成发展她们的理解力，应该让艺术家和语言老师给她们上课。”
这才使女子专门学校开设了学术课程，悉尼大学也招收女学生，19世纪末澳大利亚颁布法律正式规定女性拥有平等受教育权。
随着妇女接受教育水平提高，她们开始争取自己的平等权益，批判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在她们的努力下，
1894年南澳大利亚规定年满21岁的女性同样拥有被选举权。
这让澳大利亚成为世界最早实施妇女选举权的国家，直到1921年，伊迪斯成为了西澳大利亚第一位女性议员，1943年伊妮德成为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第一位女议员。
女性获得选举权让很多合法的妇女组织也得到发展，澳大利亚妇女地位组织制定了保护妇女权益的政策，并长期得到了肯定。
澳大利亚的妇女组织基本没有政府援助，都是成员的会费支持，她们通过澳大利亚妇女组织传达妇女的意见，并由办公室整理上报到政府进行发表。
澳大利亚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的“天堂”，劳动人民忍受恶劣的劳动环境和极低的薪水，只有得到利益的资本家才认为这里是“天堂”一样的存在。
流放妇女通常成为白人男性的奴役对象，劳动之余还要整理家务养儿育女。不过在妇女解放潮流的影响下，1873年澳大利亚颁布法律规定妇女每天工作不得超过8小时。
1890年至1910年，通过各项法律对妇女就业平等的保护，使女性劳动力占比由12%提升到30%。妇女从男性从属品的身份中得到解放，出现在澳大利亚的各行各业。
而且妇女也享受到了法律的家庭保护和社会福利，早期被流放此地的妇女嫁给陌生男子只为了生儿育女，丈夫甚至会将妻子出售换取粮食和烟酒。
第一次女权运动后，澳大利亚妇女也得到相应的思想解放，她们要求男性共同承担家务。
如果男性伤害了妻子，只要女性要求，就可以判处离婚并得到60%的财产，16岁以下的孩子由母亲抚养由男方承担抚养费。
政府还通过法律确保女性得到更多的福利，养老金、丧偶补助金、再婚补助金、救济金以及分娩津贴等大量社会福利，在2004年澳大利亚为女性提供的社会福利投资占了51%。
除了被流放的英国女性，土著妇女的权益也在得到完善。英国人占领澳大利亚时，对土著人民进行了非人般的行为。
流放罪犯将可怜土著妇女当做解决生理需求的工具，一旦发现妇女染病后就遗弃她们。疾病在土著人中传染，使大量土著人口濒临灭绝。
随着全球独立运动的发展，澳大利亚获得自治，联邦政府制定妇女权益保护法让土著妇女得到了同样的法律保护，政府也赢得了妇女的支持与信任。
二、世界女权运动和世界两次世界大战推动了澳大利亚女权思想的高速发展，全世界颁布女性权益保护法为澳大利亚政府也加强举措
欧洲学者认为妇女运动起源于法国自由平等思想，
1848年7月，美国在纽约召开了第一届妇女权力会议，确立了《权力和意见宣言》，1859年英国妇女组织建立女性就业协会。
在全世界都在进行女权运动时，澳大利亚也开始了她们的斗争。19世纪中期的目标是
争取妇女政治教育和经济平等，让女性能够进入公共生活空间。
第二次妇女运动目标为
提高妇女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保障收入和福利，范围上包括家庭、生育等私人生活。
两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作为英国的自治殖民地，国民志愿军人数约42万，伤亡32万，而澳大利亚的总人口在不过5百万，这让国内劳动市场出现巨大缺口，很难提供战争的补给。
女性协会这时出现，大部分妇女承担男人的工作。二战时期澳大利亚就更大量的召集女工，期间75万工人中，女性占据35%。
战争促进妇女解放，也让很多妇女从男人从属品的束缚中解脱
，步入社会成为教师、医生等具有社会地位的职业
，得到澳大利亚政府重视。
联合国颁布《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世界人权宣言》明文保护妇女权力，1951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男女同工同酬公约》，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澳大利亚也紧随联合国颁布法律保护女性权益与地位，以及后来各个国家颁布的保护女性权益法律都加快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妇女的立法保护。
三、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进步、杰出妇女的榜样行为以及多元文化的有效融合为澳大利亚女性赢得更多平等权利
女性地位提高与科技进步也密不可分，第三次科技革命出现，新科技的普及让妇女生活变得方便。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家用电器让已婚妇女节省大量家务劳动时间可以外出工作。
从事工作的妇女增多，政府也同样制定法律保障她们的权力，还设立了专门照顾婴儿减轻妇女压力的行业。
1886年拥有四个孩子的母亲路易斯创办了第一家女性报纸，1975年澳大利亚创办妇女周刊宣传妇女运动，带动社会发展。
女性参加工作通过勤劳成为社会不可缺少的力量，为传统妇女树立榜样，更有杰出女性用成就鼓励女性为自己奋斗。
鲁比佩恩斯科特是澳大利亚第一位女性天文学家，也是女权活动家；蕾妮是澳大利亚最成功的冲浪运动员并获得连续五届锦标赛冠军。
澳大利亚是移民和土著统一的国家，广阔的土地居住着土著人和世界各地的移民，“形成了当代澳大利亚移民文化中多重相异文化并存的特点。”
1972年澳大利亚废除移民法令，处理各民族事务一视同仁，不受任何影响。政府实行公平的妇女政策让妇女观念先进的人接受政府法令，并让传统妇女意识到提高地位的重要性。
澳大利亚妇女经过了英国殖民时期的恐怖统治，没有人身自由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受尽剥削和歧视。
女权运动后终于使她们开始进行反抗，并在世界大战时期发展到高潮。
由于女权运动和世界潮流的推动，政府的法律支持和科技的发展，让妇女终于摆脱家庭枷锁，为自己的生活努力。
她们的努力充分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也促进了社会进步，政府让妇女参加政治让她们在政治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给予她们平等的权力在家庭社会受到尊重。
有效的将土著妇女、移民妇女思想融合在一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澳大利亚妇女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挥重要作用。
现在仍然存在土著妇女就业难，性别歧视等，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澳大利亚女性也能够赢得更多的平等权利。
美奥新安全条约签订的意义是什么
重新建立亚太安全体系
——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美澳新安全条约》1951年9月1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三国外长在旧金山签订了这一军事同盟条约。
条约由序言和11条条款组成，主要内容有：三国以“自助和互助”的办法保持及发展“抵抗武装攻击”的能力，缔约国任何一国受到“威胁”时，应共同协商，缔约国任何一国受到“武装攻击”时，应共同对付。该条约无限期有效。根据条约成立了由美、澳、新三国外长组成的“美澳新理事会“(ANZUS)，由三国外长助理组成的理事会助理会议及三国军事代表组成的军事代表会议。条约规定理事会至少每年开会一次，无常设机构。
《美澳新安全条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时签订，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多边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目的就在于为阻止共产主义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扩张提供安全保障，从政治角度考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南太平洋的战略地位显而易见。因此，将澳、新拉入美国的亚太安全体系是战后初期美国亚太战略的基本构想。依靠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美国理所当然地在这一安全保障体系中取得了领导地位。
由于不存在一个综合性的太平洋安全体系，美澳新安全条约及据此建立的美澳新理事会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安全保障体系在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一直发挥着其协调作用。在印度支那战争的最初阶段，美澳新条约成员国曾应美国要求派遣了象征性的分遣队。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美澳新条约成员国对此作出一致谴责，并呼吁联合其他亚太地区的区域性组织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共同增强他们的集体防卫能力。
《美澳新安全条约》最初的构想是着重于澳大利亚、新西兰与亚洲大陆的整体性，发挥它们在这一地区的作用。1984～1985年，美澳新理事会将目光转向南太平洋区域，对图瓦卢和法属新喀里多尼亚的政变和暴力冲突表示关注。前苏联海军在这一地区的频繁活动也引起了三国的警惕。在这一形势下，美国要求澳大利亚必须建立在东印度洋地区的海军和空军优势，其军事基地从科克本湾一直延伸到西北澳大利亚，以便和美国、法国和南非的空军、海军力量连成一线，澳大利亚必须承担起南太平洋的广大区域——从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鲁阿图、斐济直到新西兰的防务，和美国在菲律宾的军队连成一片，澳大利亚还必须加强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尤其是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
1984年以后，美澳新联盟内部在一些政策问题上出现分歧。1984年7月，新西兰工党上台执政，宣布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核武器及核威慑，强调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1985年1月，美国政府向新西兰提出安排美国海军舰只访问新西兰。由于即将访新的军舰属于新西兰政府所禁止入境的核动力或核装备军舰之列，故遭到新西兰方面的拒绝。美国遂取消出访计划，同时对新西兰施加压力。美国舆论指责新西兰的行为违反了美澳新安全条约。在其后的《美澳新安全条约》旧金山部长级会议召开之前，美国有意不对新西兰发出邀请。美国务卿舒尔茨宣布，鉴于新西兰方面的违约行为，美将不可能继续对新承担安全义务。美澳《联合公报》公开指责新西兰政府所奉行的反核政策，认为其对南太平洋地区的防务造成了严重损害。但新西兰政府仍表示将继续奉行其禁止核动力或核装备的外国军舰入境的政策。由于美国和新西兰在核武器和核威慑政策上的分歧，美澳新联盟作为一个三边实体关系实际已不复存在。美澳新安全保障体系的瓦解是对美国亚太战略的一次严重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