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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热窝的交通
萨拉热窝位于被山峰所包围的河谷，城市规模较小且较为集中。由于道路狭窄加上停车场不足，萨拉热窝限制汽车进入，对步行者和自行车来说是很好的环境。城市两条主要的街道是以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冠名的铁托大街和连接东西的波斯尼亚之龙（Zmaj od Bosne）高速公路。萨拉热窝也是波黑国内主要的交通枢纽，有通往泽尼察、巴尼亚卢卡、图兹拉、戈拉日代、福察等波黑主要城市的公路。欧洲高速公路Corridor 5C途经萨拉热窝，向北连接布达佩斯、向南连接普洛切。萨拉热窝至卡卡尼的高速公路已经完工。而剩下的卡卡尼至泽尼察的部份预计将在2014年1季度完工。
萨拉热窝市电有轨电车自1885年开始运行，是萨拉热窝最古老的公共交通机关。奥匈帝国在维也纳运行有轨电车之前先试验在萨拉热窝投入运行，当时的电车由马匹牵行运行。最初修建时电车的轨距是760毫米，属窄轨。1960年，升格为1435毫米的标准轨。电车在20世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萨拉热窝有7条有轨电车线路和5条无轨电车线路，此外还有众多公共汽车路线。萨拉热窝主要的铁路车站位于城市的中北部。这个车站有众多向西分出连接各地的路线，连接了城市的工业区。萨拉热窝在进入21世纪后，产业更新得到进展，众多高速公路和街道都进行了修缮。有轨电车的现代化，新的桥梁和道路的建设也有进展。为了解决交通堵塞的问题，萨拉热窝有修建地铁的计划。萨拉热窝地铁的首条线路将连接巴什察尔希亚和奥托卡，这条线路耗资1.5亿欧元而费用将由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出资。
萨拉热窝国际机场（IATA：SJJ）也称布特米尔机场（Butmir），位于萨拉热窝市区西南数公里处。机场在战争中被联合国使用且作为人道支援用途。1996年签订岱顿协议之后，机场也开始投入一般民用。在15届欧洲国际机场年会上，萨拉热窝国际机场被评为欧洲使用者在100万人以下的机场中的最佳机场。2006年，萨拉热窝机场的旅客量达534,000名。在10年前的1996年，旅客量只有25,000人。2011年，萨拉热窝国际机场的旅客量达到599,996人，比波黑的任何机场都要多，和2010年相比增长了6.5%。2012年的增长率则估计约有10%。萨拉热窝机场有扩大航站楼和跑道及停机坪的计划，预计将在2012年内开工。航站楼的面积将会比现在扩大7,000平方米。机场内的商业设施也将升级。
萨拉热窝有连接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和普洛切的国际列车，每日开行。萨拉热窝也有开往波黑各主要城市的列车运行。
武汉中交二航局是什么性质的公司
是国有企业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简称二航局）创建于1950年，是原交通部直属四大航务工程建设一级施工企业之一。2006年，成为世界500强企业——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过60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一家融设计、施工、科研、资本运作于一体，以路桥、港航、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市政工程施工为主业，“大土木”、多元化经营的大型工程建设企业，市场遍布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的13个国家。
扩展资料：
桥品牌作为公司最闪耀的一张名片，为中交二航局“中国建桥第一品牌”的打造屡建奇功，总结积累了一整套特大桥施工组织管理经验，创新出一大批科技成果，培养出一大批建桥人才，逐步确立了在国内路桥建设领域的标杆地位。
从1991年承接黄石大桥深水主墩的建设开始，公司高起点、大踏步向特大型桥梁施工领域进军，经营腹地从长江流域拓展到其他大江大河、高山峡谷、沿海地区，直至外海和海外市场；桥梁产品种类涵盖了所有桥型——连续钢构桥、斜拉桥、悬索桥、拱桥以及由斜拉桥与悬索桥组合而成的组合体系桥梁等。
有轨电车的运量
现代有轨电车在进入国内多年后，客流不足被许多人诟病。那么国内有轨电车线路的客流量究竟有多少，为什么会造成客流量低，与欧洲的差距又有多大呢？今天笔者就来通过数据解读国内有轨电车运营现状。
在2009-2010年国内试验了两条胶轮导轨有轨电车后，自2013年起钢轮钢轨、专有路权的现代有轨电车进入我国，发展数年后已经达到了十余座城市上百公里的线网规模。在发展多年后早期部分线路客流量低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影响着城市后续有轨电车线路的发展。有轨电车的目的就是多拉乘客，当客流差时，纵使工程再完美、车辆技术再先进，也无法得到各界的好评。
客流强度
由于每条有轨电车线路的长度都不一样，单纯讨论客流量没有意义。要想了解一个有轨电车系统的运营情况，就需要引入客流强度这一指标。
客流强度=当日客流量÷线路里程
许多运营企业未公布最新客流数据，上表如有错误欢迎在评论区指正，感谢您对中国有轨电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需注意：客流强度大并不意味着车内拥挤，客流强度衡量的是整个线网在一整天的运营情况。乘客集中在线网某一区段时，例如武汉光谷有轨电车大部分乘客乘坐L1交路关山大道段，其他段和L2交路客流量少，客流强度就无法真实反映拥挤程度。乘客出行时间集中在某一特定时段时，例如深圳龙华有轨电车集中在早晚高峰，北京有轨电车西郊线集中在节假日和观景季节的白天，日均客流强度这一指标也无法反映拥挤程度。
那么客流强度能代表什么?如果客流强度太小，可能会说明说明下面几个问题：
是选线失误，经过的区域目前客流不足。
过度延伸，将有轨电车延伸至郊区后会降低客流强度，而郊区的客流本来就不足。
服务水平不到位，比如人为过大的列车间隔导致吸引力不强。
线网不成熟，比如脱网运行或者换乘不便导致客流集聚度不足。
上图为国内钢轮钢轨现代有轨电车客流强度统计图，纵坐标代表客流强度，即越靠上的线路客流强度越高。有轨电车项目一般分多期建设，新开通的线路往往为示范段，里程较短。运营初期客流强度低也很正常，因此将开通时间指标也加入到图中，越靠左的线路开通越早。对于右下角的线路，我们应保持足够的耐心，静待线路的完善。
客流强度分析
在《现代有轨电车电车适宜客流符合强度研究》一文中，根据有轨电车的载客能力、交叉路口、折返线和联络线配线等情况，给出了如下分析：
在《现代有轨电车工程技术指南》书内，对客流强度也给出类似的建议：
考虑现代有轨电车的运营效益和实际运输能力，如果拟建线路预测远期客流强度低于0.4万人次/（km·日），不建议采用现代有轨电车制式；当远期客流超过1.0万人次/（km·日），说明该廊道客流需求超越了中低运量的现代有轨电车线的服务能力，建议在轻轨和地铁方式之间进行综合选择。若初期客流负荷强度低于0.2万人次/（km·日），则不宜作为现代有轨电车近期实施线路。
从上面的图表中可以看出，国内有轨电车的客流强度集中在0.02-0.09万人次/（km·日）这一范围内，显然与设计要求相差甚远。
而在欧洲，有轨电车的客流强度远大于国内。在文章（韩宝明，代位，张红健. 2018年世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统计与分析【J】.都市快轨交通，2019，32（1）：9-14.）中，选择了部分欧洲典型有轨电车城市进行分析。这几座城市的有轨电车平均客运强度为0.49万人次/(日·km)。
上图城市中，除伦敦、巴黎人口超过800万人和柏林人口超过300万人外，其余城市人口基本在150万人左右(苏黎世40.3万人)，而这几座城市有轨电车年客运量多在2亿人次以上。布达佩斯有轨电车年客运量超过5亿人次，较其地铁系统多25%，是全球有轨电车客运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贝尔格莱德有轨电车客运强度达到1.28万人次/(日·km)，超过地铁和轻轨客运强度平均水平。对于规模稍大的城市，如柏林在城市快捷运输系统中，有轨电车网络起到补充作用，保证了市中心与郊区的通达度。
成因解读
国办发5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52号文）中明确指出，报建地铁、轻轨线路初期客运强度分别不低于每日每公里0.7万人次、0.4万人次，目前国内有轨电车客流强度与地铁、轻轨的最低标准都相距甚远，使得很多城市打破头一心要地铁，对有轨电车采取怀疑态度。实际是造成有轨电车客流强度低的原因并不在制式本身，下面是造成这种尴尬现状的几个原因：
一、政策原因使得出现大量新区有轨电车
在52号文发布之前，有轨电车项目建设在市级就可批复，可以说几乎没有门槛，各无法建设地铁的新区通过有轨电车项目提升形象。由于没有从整个城市全局考虑，造成许多新区有轨电车线设计的短视。例如南京河西有轨电车在开通几年后与新建的地铁S3线大段重合，造成客流量跌至谷底。并且新区的开发存在不确定性，从待征荒地发展成产业和人口集聚的成熟区往往需要十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部分新区有轨电车线路建设过于超前，在初期需要承受巨大的运营亏损。
二、未成网使得客流低且运营成本高
同样是由于政策原因，早期的有轨电车线路受区域规划和领导个人意志的影响极大。一旦区域规划发生调整，或者领导层变动，就会造成规划中的后续线路无法顺利实施甚至直接搁置。有轨电车需要达到一定规模成网运营才能降低运营成本，摊薄车辆基地、维护人员等一系列支出。只有一条线很难吸引到客流，最终只是沦为大号的公交车。
三、客流组成单一成为单纯的观光线或通勤线
有轨电车在国内一般作为新区骨干线或旅游观光线，但服务对象单一会导致高峰集中，平峰几乎无客流。进而出现客运组织困难、平峰运能严重浪费等一系列问题。
南京麒麟有轨电车于2017年10月开通运营，主要服务沿线天和路、运粮河东路的大片居住区。由于沿线无成熟商业设施，有轨电车的作用仅为连接各小区和地铁站，出现高峰平峰客流严重不均衡的情况。随着麒麟有轨电车增购车上线，高峰最小间隔已经缩至6分钟，但平峰期间隔即使维持在12-18分仍然出现空驶情况。目前麒麟有轨电车日平均客流在8000人次。
北京有轨电车西郊线于2017年末开通运营，线路避开了闵庄的大片居民区，沿居民区北部的茶棚、万安公墓敷设。线路的特殊走向直接使得这条线路的客流几乎全部是前往北京西北部“三山五园”几大景区的游客，仅有少部分茶棚地区的居民选择有轨电车出行。而三山五园又有着极为突出的客流不均衡情况，每年春秋季节赏花赏红叶迎来大批游客，冬夏景区客流稀少。且游客集中在周末的早上前往景区，下午返回北京城区。
在旅游淡季工作日，每日上线6-10组单组车，仍然客流稀少，每日客流数千人次。而在香山红叶节期间，全线31组车除热备车外几乎全部上线，且为重联运营，运能仍然捉襟见肘，需要采用乘客分批进站等限流方式和增开疏解的公交线路才能保证运营秩序可控和乘客安全。高峰过于集中且短暂使得西郊线的31组车每年只有约20天能全部派上用场，其他时间存在严重的运能浪费。
总结
错不在有轨电车的制式，早些年的部分有轨电车线路也是那个政策时期的无奈选择。但在52号文发布后，随着审批标准提高到省级，有轨电车的线网规划更多是在全市层面考虑，并把有轨电车线网放到整个城市的综合交通规划中，相信未来的国内有轨电车线路会更加科学合理，不再走前人的弯路。
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害
自然灾难和战争都会对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正确理解自然灾害和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影响，有助于人们正确对待自然灾难和战争，以减少由此造成的损失。因此，自“9.11事件”发生以来，经济学家和投资者纷纷回顾和检讨历史上自然灾难和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以及人类应当吸取的教训。
其实，自然灾害和战争对人类而言都是灾难，它们可以损坏、甚至摧毁一个经济体的某些基本要素。人类的伤亡、资本的流失势必会减少商品生产量和服务消费量，这将会在长期内对一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9.11事件”中，恐怖活动造成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
在人们的记忆中，1994年美国洛杉矶大地震仅有50人丧失，经济损失约为400亿美元，而1995年1月，日本神户大地震的人员伤亡为6500人，造成了15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特别是日本神户大地震直接打击了日本经济，至少使得日本经济在3年内难有起色。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院经济学家的研究，大地震对日本经济界的震动在短期内是巨大，但是1周之后，人们的心情开始平静，重建家园放在首位。问题是，随后不久日本又发生了东京地铁毒气案，该恐怖活动一下子把日本消费信心打了下去，在上述2起天灾人祸打压下，日本经济一蹶不振。事实上，受日本政府财政政策刺激，1995年该国经济已出现了1.6％年增长率。设想，如果没有上述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事件的出现，日本经济现在的处境是否会好得多呢？
与日本相反，洛杉矶大地震却是美国加州经济复苏的开始，在1998年至1999年的4年时间内，该州经济年增长率保持了6.9％的高水平。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曾对该国自1970年以来的20多起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些灾害对经济的损害不足GDP的1％。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自然灾害在当代对经济的影响似乎远非过去那样巨大，毕竟自然灾害持续时间短，受灾地域是有限的。
然而，战争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本质上与自然灾害有区别，无论从规模、持续时间，还是对人们心理造成的冲击都远远超过了自然灾难。比如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后，美国消费者信心迅速下滑，石油价格飙升，而当时美国如现在一样处于低经济增长状态，海湾战争将一个本来就虚弱的美国经济一下子拖进了经济衰退。
更为重要的是，战争或是对未来战争的预期都会使得私人投资出现停滞，没有投资者会在未来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盲目投资。所以，生产、消费出现下降是必然的趋势。其中，衡量这种不确定性的标准就是所谓的“风险升水”。摩根·斯坦利公司近期的研究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风险升水”几乎比战前翻了1倍，高达9％之多，而二战一结束“风险升水”指标则马上出现下降。这多少表明战争和投资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经济联系。
与此同时，战争爆发之后，政府公共开支增加是必然的。从另一侧面看，这似乎将会刺激一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历史和事实证明战争造就的经济繁荣是表面的，也是难以持久的。因此，此次军事打击阿富汗可能造成的战争风险将会是巨大的。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人物生平
赫鲁晓夫1894年4月17日出生于俄罗斯南部一个名叫卡利诺夫卡的村庄（在今库尔斯克州境内）。他的父母亲都是贫苦的农民，家里有一位年长他两岁的姐姐。父亲不久就离家迁徙到顿巴斯一带工作，当过铁路工人、矿工和砖厂工人，挣到了足够的钱后又返回家中。
赫鲁晓夫在卡里诺夫卡接受过四年的学业，他的老师丽迪娅·舍甫琴科使他接触到了一些沙俄时代违禁书籍，并鼓励他继续接受教育。但家庭糟糕的财政状况使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并于1908年随父母移居到顿巴斯城市尤索夫卡。14岁的赫鲁晓夫在工厂中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钳工。
1914年他与耶弗罗西尼娅·皮萨雷娃结婚。第二年，他们 的女儿尤莉娅·赫鲁晓娃降生。两年后他们又生下了一个儿子列昂尼德·赫鲁晓夫。 他逐渐产生了对政治的兴趣，1912年5月，赫鲁晓夫为勒拿河大屠杀中被杀害的金矿罢工者家属筹集了一笔捐款，当地警察局得知后通知他所在工厂的主管机构，工厂随后将他解雇。之后他来到鲁钦科夫附近的矿井工作。
期间他参与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宣传活动。他还曾一度打算移民美国。1914年7月28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赫鲁晓夫因其优秀的技术工人身份，他被免召入伍。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并领导当地的罢工和反战示威活动。
1917年3月彼得格勒爆发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俄罗斯帝国灭亡。同年5月29日，赫鲁晓夫当选为鲁钦科夫苏维埃主席。由于当时在乌克兰地区有多股政治势力，赫鲁晓夫自称他在当时还搞不清楚它们的立场，直到1918年他才选择加入布尔什维克阵营。有人认为他实际上更倾向于孟什维克立场。1918年3月德军占领乌克兰，赫鲁晓夫逃回老家卡利诺夫卡，年底他加入红军，并很快成了政治委员。俄国内战带来了严重的饥荒，赫鲁晓夫的妻子耶弗罗西尼娅·皮萨雷娃在他从军期间死于斑疹伤寒。内战结束后，赫鲁晓夫重返顿巴斯鲁钦科夫的煤矿工作。
1921年弗拉基米尔·列宁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赫鲁晓夫在鲁钦科夫煤矿担任副主任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于是他不久就被任命到附近的帕斯图赫夫煤矿担任主管，但是他没有接受任命，而是申请去刚刚开办的工人培训班学习（这个培训班后来成为顿涅茨克国立工业大学）。由于政治事务缠身，他的老师认为他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1922年赫鲁晓夫和马鲁西娅结婚，但两人很快又离婚了。
不久后他又与乌克兰裔共产党人尼娜·彼得罗夫娜·库卡尔晓克结婚，但两人却一直未做结婚登记，直到1965年赫鲁晓夫下台为止。1923年12月，赫鲁晓夫参加了尤索夫卡地区共产党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同月他加入了委员会成为政府官员中的一员。他一开始曾短暂的支持列夫·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反对约瑟夫·斯大林的政治路线，然而对此赫鲁晓夫本人事后从未承认。1925年7月，赫鲁晓夫被任命为斯大林诺（以前的尤索夫卡）附近的彼得罗夫-马林斯基区的党委书记。不久之后，他又作为斯大林诺的几位代表之一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四届联盟共产党代表大会。 1925年，在乌克兰党委书记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提拔下，赫鲁晓夫迅速提升，1926年12月他被提升为斯大林诺共产党委员会的组织部部长与斯大林诺党组织的副书记。9个月后，赫鲁晓夫帮助安排了自己上司莫伊谢因科的下台。1928年卡冈诺维奇将他调到乌克兰首府哈尔科夫，并提拔他成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不久后又将他调往基辅。
1929年赫鲁晓夫跟随卡冈诺维奇来到莫斯科，进入斯大林工业学院继续接受教育。虽然最后他没有完成学业，但在政治上却飞黄腾达。当时工业学院正充满反斯大林的“右派分子”，赫鲁晓夫积极响应学校党委攻击那些右派分子，并协助《真理报》指控和告发他们，他自己则很快成为学校所在的鲍曼地区的会议主席。在学校期间赫鲁晓夫还结识了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他在回忆录中将她称为自己“幸运的彩票”，并认为她会在斯大林面前提到自己的表现。
但也有人认为当时赫鲁晓夫的地位还很低，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其实是卡冈诺维奇。1930年赫鲁晓夫成为莫斯科最大的区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区的党委书记；1932年他成为莫斯科党组织在卡冈诺维奇身后的第二书记；1934年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市的党组织领导并入选苏共中央委员会。
在此期间，赫鲁晓夫和卡冈诺维奇全力投入莫斯科地铁的修建工作。一次他们要求工人连续工作48小时，并无视技术人员坍塌危险的警告，结果导致了严重的事故，这些事故最后只是作为为伟大事业服务的英雄主义事迹记录而已。尽管地铁的修建未能在计划日期内完成，赫鲁晓夫还是因为自己表现而被授予列宁勋章。1935年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州州委第一书记。 1934年，斯大林发起了大规模政治清洗，赫鲁晓夫则是斯大林路线最起劲的鼓吹者之一。在审判期间，他要求处死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与列夫·加米涅夫：“任何一个对我们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对我党在伟大的斯大林同志领导下所取得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的人都会发现，对于这些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集团唯利是图的法西斯走狗，我们只有一句话，就是处死他们。”赫鲁晓夫还协助逮捕并消灭他自己的同事与朋友。在莫斯科市委和省委党组织的38名高级官员中，只有3人得以幸免。在莫斯科地区的其他城市与地区的总共146名党委书记中，有136人“被镇压”。
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说“几乎所有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遭到了逮捕。”按照程序，清洗行动必须得到赫鲁晓夫签发的逮捕令，而在帮助他的朋友与同事方面他却做得很少，甚至什么都没有做。1937年6月27日，政治局确定了在莫斯科州抓捕3.5万名敌人的定额，其中要执行枪决的大约有5000人。赫鲁晓夫则要求将生活在莫斯科的约2000名前富农消灭，以部分完成规定的定额。7月10日，他向斯大林报告说莫斯科省市已经逮捕了大约41304名“罪犯与富农分子”。在同一份文件中，他自己圈定了8500名应该执行死刑的“第一类”敌人。
但赫鲁晓夫也很快遇到了麻烦，他向卡冈诺维奇坦白了，他在1923年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关系，后者催促他向斯大林说出这些事情。斯大林接待了赫鲁晓夫，起初斯大林劝告他在党员大会上不要提及这件事，但是在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建议下，又认为他最好还是在公开场合坦白。于是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供认了自己曾经的犯罪行为，并补充说斯大林“知道我犯的错误”，结果他的“坦白”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并立即被重新选入党委。
1937年底，斯大林任命赫鲁晓夫为乌克兰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于1938年1月到达乌克兰首府基辅。在他到来后，乌克兰的政治清洗步伐明显加快了。1938年就有106119人被逮捕，而在1938年－1940年被捕人数达到了165565名。乌克兰共产党政治局与书记处中除了一人外所有的成员都被逮捕，整个政府机构被更换了一遍。然而赫鲁晓夫也意识到被清洗的人中有相当部分是无辜的，他在第十四届乌克兰党代会上说：“同志们，我们必须撕下所有人民的敌人的伪装，将他们无情地打倒。但是我们不能让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受到伤害。我们必须同造谣中伤者进行斗争。”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突然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入侵苏联，赫鲁晓夫此时正在基辅任职。斯大林任命他为政治委员，他的职权与司令一样，没有他的签署不能发布任何命令。斯大林下令赫鲁晓夫所在的红军西南方面军死守基辅，可红军在基辅遭到了德军的围歼，赫鲁晓夫和谢苗·布琼尼、谢苗·铁木辛哥等将领突围逃离。德国称他们在基辅战役中抓获了65.5万名俘虏，根据苏联的说法，被围苏军在677085人中只有150541人突围逃脱。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在回忆中称，当他在战前试图说服斯大林应该撤退时，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说基辅是可以守住的。而赫鲁晓夫回忆录则说自己和布琼尼决定调动军队以防止德军的包围，直到铁木辛哥从中央赶来接替了布琼尼的位置。他在回忆录痛心疾首的说：“这一切从军事观点来看是很不理智和无知的。我很难找到合适的措辞。对于“寸步不让！”的口号存在着不正确的、错误的理解。这就是寸步不让的下场。我们没能抢救这些部队，没有把他们撤走，结果就这么丧失了……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啊！”
1942年5月12日，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向哈尔科夫一带的德军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反攻，共有64万红军投入战斗，史称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刚开始几天反击进展的十分顺利，然而在5月17日德军从侧翼发起钳型攻势，使苏军陷入危险的境地。由于斯大林拒绝撤销反攻计划，苏军最终遭到德军的围歼，共损失了26.7万人，其中被俘20多万人。战后斯大林解除了铁木辛哥的职务，解散了西南战区，并将赫鲁晓夫召回莫斯科。斯大林并没有处决赫鲁晓夫，而是将他再次派往前线。 赫鲁晓夫于1942年8月抵达斯大林格勒前线，不久之后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他的主要工作是检查部队的战备与士气情况，亲自审讯德国俘虏，征召战俘中的一些人进行宣传工作。期间赫鲁晓夫有一次险些被炸死。他还和安德烈·叶廖缅科提出一份反攻计划，可最高指挥部和总参谋部已经在他们之前接受了朱可夫的天王星行动。苏军最终以重大伤亡为代价守住了城市，并将德国第6兵团约33万德军全部围歼。
而就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不久之后，一场家庭悲剧向赫鲁晓夫袭来，1943年3月11日他的儿子列昂尼德，一名飞行员，在战斗中坠机身亡了。关于列昂尼德的死因产生了很多谣言：一种传言说列昂尼德在飞机坠落时幸存了下来，被德国人抓获，后来他投靠了德国人，直到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将他抓获并处死。
有人说，尼基塔·赫鲁晓夫曾恳求留他儿子一命，但斯大林拒绝了他的恳求。然而历史研究人员在德国人对苏联战俘的审讯记录中没有找到列昂尼德的任何迹象。列昂尼德的战友查莫林中尉后来也承认他隐瞒了一个事。就是他看见列昂尼德的飞机解体了。他这么做的目的好像是为了躲避政治局成员的儿子的死亡可能给他带来的责任。 同年列昂尼德的妻子柳芭·赫鲁晓娃被内务机关逮捕，并判在劳改营里服刑5年。她的女儿尤莉娅由尼基塔·赫鲁晓夫夫妇来抚养。
1943年6月，赫鲁晓夫随军参加了库尔斯克战役。他对莫斯科总指挥部声称德军一个逃兵告诉他德国军队准备第二天发起进攻，然而这被他的传记作者认为是有夸大的成分的。同年11月，他随苏军收复基辅。不久后赫鲁晓夫被任命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并继续担任该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战争给乌克兰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丧失了大约530万人，1.6万工业企业和2.8万集体农庄被摧毁。赫鲁晓夫重返乌克兰后，他致力于重新加强党的控制，重建集体农庄，打击西乌克兰地区的民族主义游击分子。1944年苏军重新占领西乌克兰，征召了75万名士兵。所有19-50岁的男人不论健康情况，都在几个月的简单训练后被投入战场。另一些乌克兰人抵制征兵，他们选择加入了民族主义游击队。赫鲁晓夫忙于奔走各地，期间他还拜访了自己的故乡卡利诺夫卡。他曾多次提议扩张乌克兰的领土，但这些建议均被斯大林拒绝。赫鲁晓夫因为乌克兰地区的重建工作而获得奖赏，1944年4月50岁生日时，他获得了第二枚列宁勋章。 赫鲁晓夫在西乌克兰地区推行农业集体化，这引起当地人民的不满，他们在武装民族主义分子的帮助下对集体化进行了抵制。赫鲁晓夫对乌克兰起义军等民族武装分子实施了积极的镇压，1944年2月到1946年5月间，苏联军队和警察一共报告杀死了110825名“匪徒”，逮捕了250676人，在1944年到1952年间，西乌克兰有60万人被逮捕，其中三分之一被处决，其余三分之二则被囚禁和流放。赫鲁晓夫同时逮捕了天主教负责人，解散天主教教堂，并使其日后与俄罗斯东正教合并。他还曾策划了对天主教牧师的暗杀活动。
1945年，一场大规模的旱灾降临乌克兰。而此时国家却在1946年提高了粮食的上缴配额，其中部分是供应给东欧的共产主义盟国的。这导致乌克兰地区的严重饥荒，并多次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赫鲁晓夫于1946年10月15日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减少谷物上缴的配额。12月，他向斯大林建议发放供应卡，以保障农村人口有最低的食物保障。却遭到斯大林的怒骂。赫鲁晓夫亲自来到莫斯科，斯大林最终同意了向乌克兰提供有限的食品援助。但这也使赫鲁晓夫失去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1947年3月，斯大林将卡冈诺维奇派往乌克兰协助他的工作，乌克兰中央议会将卡冈诺维奇推举为第一党委书记。
卡冈诺维奇到达基辅以后，赫鲁晓夫病倒了。他的疾病好像是政治病，事实上，他得了感冒，后来转型为肺炎。他的子女称他的病情一度十分严重。赫鲁晓夫康复以后，在医生的建议下，他带领全家来到拉脱维亚的海滩休息。1947年末卡冈诺维奇被召回莫斯科，赫鲁晓夫重新成为了乌克兰第一党委书记。他在乌克兰的最后两年十分顺利。1947年和1948年的粮食收成超过了计划目标。到1949年中期，集体化已经合并了农民60%的财产。为了实现他“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赫鲁晓夫还试图将集体农场合并为农业城市，他建立了一个样板点并于1949年10月献给斯大林，作为他70岁的生日礼物。赫鲁晓夫在回忆中给予乌克兰人很高的评价：“我在乌克兰的最后一年是1949年……这也是我最惬意的一年。我们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功在全国人民眼里提高了乌克兰的地位与我们乌克兰领导人的愿望……不过，将功劳归到我个人的名下是远远不够的。我自己就是俄罗斯人，我不想贬低俄罗斯人，但是我必须将我们的功劳归结于乌克兰人民。” 1949年，斯大林将赫鲁晓夫从乌克兰招往莫斯科，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平衡拉夫连季·贝利亚、格奥尔基·马林科夫等人的权力，后两者被普遍视为斯大林的接班人。在最后几年里，斯大林大幅减少了党的会议，处理公务基本上都是在通宵达旦的宴会上进行。斯大林习惯将核心集团（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人）召集到克里姆林宫看他最喜欢的美国西部牛仔电影，然后于凌晨1点左右到自己的别墅中聚餐，并经常将赫鲁晓夫等人灌的酩酊大醉。斯大林还喜欢叫他们跳舞取乐，赫鲁晓夫不得不为他表演乌克兰的传统舞蹈戈帕克。
在此期间，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利用列宁格勒案件逮捕并处决了他们的竞争对手。而斯大林发动的医生案件又使他们陷入麻烦。赫鲁晓夫则在他们之间巧妙的处理关系，巩固自己的权力。在担任莫斯科党委书记期间，赫鲁晓夫利用预制的加强型水泥住宅对莫斯科的住房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解决了市内的住房危机问题。这种廉价而简约的住房后来被称为“赫鲁晓夫楼”。同时他还积极筹划将莫斯科附近的集体农场合并为更大的农业城市，即使这样大的规模使其无法实施有效的管理。在1951年3月4日的《真理报》上，赫鲁晓夫关于农业城市化的讲话稿整整占据了两个版面。但斯大林并不喜欢他的建议，真理报立即修正了观点。在4月的莫斯科党的全体会议上，众人纷纷对赫鲁晓夫大加鞭挞。然而幸运的是，斯大林最后对他的处理是相当轻的。
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出现了严重的中风。赫鲁晓夫等人轮流值班守在斯大林的身边。3月5日，斯大林终于离开人世。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评价道：“斯大林把不同意他看法人当作“人民的敌人。”他说，他们想要恢复旧秩序，为此目的，“人民的公敌”和国际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结果几十万诚实的人因此丧生。那些日子里，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这一切现在竟能被原谅和遗忘？永远不会！” 斯大林去世后，由马林科夫担任新的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则掌管秘密警察力量和国家核导弹计划。1953年3月14日，马林科夫辞掉中央书记职务，由赫鲁晓夫等五人组成书记处。赫鲁晓夫成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但此职务的权力仅集中宣传和意识形态上，政治和经济事务则落入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手中。刚刚上台后不久，贝利亚就发动了一系列大胆的自由化改革：实施大赦，将劳改营中数百万被关押的政治犯释放并平反；终止对苏联内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化政策，恢复本民族语言的地位；并酝酿使东德和西德合并为一个中立的德国。赫鲁晓夫认为贝利亚迟早会害死他们，于是他表面上顺应贝利亚，而背地里却和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密谋将其推翻。1953年6月26日的克里姆林宫会议上，马林科夫等人突然展开了对贝利亚的围攻，并在莫斯卡连科、朱可夫等军人的协助下将他逮捕。又于同年12月18日以叛国罪、恐怖主义和反革命罪将贝利亚处决。
贝利亚被处决后，马林科夫逐渐加强自己在政府中的影响力，而赫鲁晓夫则不断增强自己在党内的权势。1953年8月，马林科夫提出降低税收、增加国家对谷物的采购价格、鼓励农民经营小块自留地的农业政策。赫鲁晓夫为夺回声望，于是在9月提出了更高的采购价格、强化农民自留地等政策，并进一步计划开垦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荒地。1954年春夏期间，赫鲁晓夫鼓动30多万志愿者来到东部垦荒，由于缺乏调查和准备，这场运动在几年内演变为农业和生态上的灾难。赫鲁晓夫还对公众开放了克里姆林宫，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此期间，暗中搞垮马林科夫的计划也在秘密进行着。赫鲁晓夫让法院调查团追查1949年发生的列宁格勒案件，他知道这起调查最终会把马林科夫牵扯进来。1954年间，赫鲁晓夫逐渐赢得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人的支持。1955年2月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指控马林科夫对列宁格勒案件中的责任，最终马林科夫被解除了总理职务。
搞垮马林科夫后，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的矛盾逐渐升级。莫洛托夫反对赫鲁晓夫的垦荒政策，他更倾向于对已耕作的土地进行投资，同时他还对赫鲁晓夫住房政策表示不满。在外交政策上，莫洛托夫坚持认为南斯拉夫为修正主义国家，而赫鲁晓夫率领的代表团却抛下莫洛托夫于1955年5月主动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在7月的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和主席团的所有其他成员对莫洛托夫展开了围攻，莫洛托夫被迫认错。赫鲁晓夫没有立即清算莫洛托夫，会议后他依然担任外交部长和主席团成员。
1961年，为防止个人崇拜死灰复燃，赫鲁赫夫做出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移出列宁墓 。 主词条：苏共二十大
1955年底时，数以千计的政治犯从古拉格劳改营中被释放回家。在苏共党代会之后，平反政策落实的人数已达到了几十万人。在搜集材料、促使重审案件和释放犯人的工作中，赫鲁晓夫发挥了带头作用。他还建议调查并通报斯大林的罪行。这引起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反对。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苏联的1355名代表、来自55个国家工人政党使节和所有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领导人。在会上，赫鲁晓夫数次抨击党内存在的个人崇拜现象，但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在会议结束前夕的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又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但报告完后并没有就此进行讨论。
这就由此揭开了斯大林问题在苏联的盖子。这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其巨大的震动。在“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赫鲁晓夫情绪激动的谴责了斯大林大清洗和驱逐少数族裔的罪行，猛烈抨击了他农业政策带来的灾难，还攻击了他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并在最后表示要重新回到列宁主义的路线上来。讲话共持续了四个小时，报告的内容使代表们大为震惊，以至于“会场内一片寂静，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要求代表们“不要把话题扩散到党外，更不用说媒体了”。然而在3月，赫鲁晓夫将一份报告文本作为材料发放到党组织里，供700万党员和1800万共青团员讨论学习。同时，以色列情报机构在华沙获得了秘密报告文本，并于4月送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手里。1956年7月4日，《纽约时报》将其刊登。秘密报告的公开给共产主义集团带来一波猛烈的政治震荡，引发了苏联国内及其卫星国的一系列骚乱。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发表，引起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强烈不满。他们在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之际，在第比利斯和其他大城市举行对斯大林的悼念活动，并逐渐转化为针对秘密报告的抗议和示威。1956年3月4日起，第比利斯的示威者高举斯大林画像，高呼“斯大林主义万岁”、“打倒赫鲁晓夫”等口号，并强制征用公共汽车和电车在市内游行。3月10日，苏联当局使用部队和坦克驱散游行，部队和示威人群发生了冲突，最终士兵向人群开枪。由于官方没有正式报告，估计的伤亡人数大约在106人至800人之间，有数百人受伤，超过200人被逮捕。 主词条：波兹南事件、波兰十月事件、匈牙利十月事件
1956年，波兰人民共和国因肺病在莫斯科疗养的领导人博莱斯瓦夫·贝鲁特在读到赫鲁晓夫的一份秘密报告文件时，突然心脏病发作，于3月12日逝世。面对波兰国内日渐升温的反苏和反俄罗斯情绪，赫鲁晓夫于3月来到华沙参加了贝鲁特的葬礼，并向波兰政府做出含糊其词的解释。1956年6月28日，波兹南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活动。示威者打出“我们要面包”的标语，要求波兰当局提升工人工资和减少税收。由于政府缺乏谈判的诚意，游行最终演变为骚乱。29日波兰政府派出装甲部队进入波兹南，并与次日平息骚乱。据官方统计，波兹南事件共造成74人死亡，800人受伤，658人被拘捕。
1956年7月，波兰二届七中全会推举曾因“右倾民族主义”入狱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担任波兰领导人，并解除了苏联派来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国防部长的职务。闻讯后的赫鲁晓夫立即向波党提出进行磋商的邀请，但波党以将召开八中全会为由拒绝了邀请。10月19日赫鲁晓夫突然单方面飞抵华沙，他一下飞机就愤怒的向波兰代表大吵大嚷，同时苏联军队也在向华沙推进。在哥穆尔卡的说服下，赫鲁晓夫最终同意苏军将不使用武装干涉，并将罗科索夫斯基调回苏联。
1955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以“右翼分离主义”的罪名将有改革思想的总理纳吉·伊姆雷开除出党，这使匈牙利变成一个火药桶，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则将匈牙利彻底点燃。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学生举行了规模浩大的游行示威，庆祝哥穆尔卡在波兰的上台，要求匈牙利也进行类似的改革，重新任命纳吉为总理。示威群众还将斯大林雕像推倒。当天深夜匈牙利安全部队向示威人群开枪。10月24日早晨，苏军的坦克开进布达佩斯，这却使匈牙利的矛盾全面激化。10月30日，赫鲁晓夫在朱可夫等人的建议下决定撤出匈牙利的苏军。然而匈牙利的局势已经完全失控，愤怒的群众袭击了布达佩斯共产党总部，并将数位安全警察处以私刑。同时纳吉呼吁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赫鲁晓夫在经历一番犹豫之后于10月31日发出命令，苏军随后再次进入匈牙利。11月4日，革命最终被苏军镇压。匈牙利有2500人死亡，13000人受伤。纳吉也于1958年被处决。 东欧的骚乱使赫鲁晓夫声望受损，他的反对者则借机迅速联合起来，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的门徒季米特里·谢皮洛夫密谋，共同向赫鲁晓夫发难。1957年6月18日，布尔加宁招呼赫鲁晓夫参加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部长委员会会议。会议上，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向赫鲁晓夫展开猛烈的批评和围攻，反对派的人数优势使之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于是采用拖延战术，将会议延迟到第二天。19日，由于任命过很多地方官员，赫鲁晓夫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他的支持者也准备将委员们运送到莫斯科来。6月22日全体会议召开，会上朱可夫严厉地指责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在斯大林时代大清洗中的罪行，反对派最终被击败。赫鲁晓夫指控反对派为“反党集团”，并将他们从中央主席团驱逐出去。莫洛托夫被降职为苏联驻蒙古大使，其他反对派成员也被远调至莫斯科以外的地方任职。
朱可夫在协助赫鲁晓夫清除“反党集团”后成为了主席团的重要成员，个人威望日渐升高，这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怀疑和恐惧。1957年10月19日，当朱可夫踏上前往巴尔干的航程时，赫鲁晓夫在一些主要将军的支持下，于主席团通过了一项谴责朱可夫的决议。朱可夫闻讯于五天后返回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他展开了一致的批评，并撤销了他国防部长的职务。 1964年10月14日，当赫鲁晓夫在黑海之滨渡假时，勃列日涅夫等人在莫斯科发动了政变（据已故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的回忆录指出，勃列日涅夫提议谢氏用不同手段暗杀赫鲁晓夫，但谢氏不同意），赫鲁晓夫被免除了一切职务，强迫“退休”，成为“特殊养老金领取者”，自此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下台后郁郁寡欢的赫鲁晓夫在乡间隐居，在软禁状态下的他在这段期间撰写了回忆录，详细记述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披露了很多重大事件的内情。在被克格勃发现后，勃列日涅夫严禁其从事回忆录写作，并采取窃听等手段来加强监视其言行。赫鲁晓夫对此抗议说：“连我家的厕所都有窃听器！你们花费人民纳的税金，就是为了窃听我放屁吗？”被激怒的赫鲁晓夫毫不让步，直到把个人回忆录完成。他的家人在苏联克格勃没收书稿与录音带的情况下，秘密将书稿复印件运送到西方由利特尔·布劳恩公司出版。
1971年9月11日，曾经叱咤一时的赫鲁晓夫在沉寂中病逝，葬于新圣女修道院公墓。
当时的苏联各大报纸在报道中甚至没有明显突出他的名字，而群众的大规模瞻仰，竟使得勃列日涅夫下令关闭新圣女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