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有谁详细介绍一下鲁迅的生平
- 为什么要有“流氓”一词它的来源是哪
- 持志大学的爱国名校
- 周晔写<<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时的写作背景
- 鲁迅的资料
-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介绍
-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具体介绍
- 历史上有中村功这个人吗他对二战胜利的作用大吗
有谁详细介绍一下鲁迅的生平
鲁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他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毛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鲁迅 先生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13岁那年，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锒铛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致死亡，家境败落下来而因此卖了房子。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小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自他家变穷了，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好朋友也不和他说话了，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对他的心灵的打击很大，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多年以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真诚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借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先生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95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为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时他已经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所有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先生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混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拥有做人的原则。 鲁迅先生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就像寓言中的叶公。 鲁迅先生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察觉到平时察觉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它以平凡的社会生活为题材，整体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先生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3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先生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先生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先生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其中《故乡》《孔乙己》《诗二首》选进二期课改教材初二下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风筝》《雪》《藤野先生》《社戏》等都被选入初中人教版语文课本。《朝花夕拾》一书也成为中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而他的小说集《呐喊》《彷徨》也成为后代人的精神佳作。 1918年起，先后发表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故乡》等小说名篇，后来一同收入小说集《呐喊》。
为什么要有“流氓”一词它的来源是哪
提到“流氓”一词，人们并不陌生，然而若要细究其实质却很难道明其所以然。即使检索一些辞书，也并不是轻易就能搞清楚的。有些辞书对此也未作收录，有的虽已收录，但却释义不详。所以，研究流氓文化，首先必须对流氓的定义作一番认真的探究。
从有关辞典的释义来看，对流氓所下的定义大致如下：一是指居所不定之流浪者。二是指所谓的莠民。如《中文大辞典》解释为：“今谓扰乱社会秩序安宁、专事不良行为者，亦曰流氓，与无赖同。”(《中文大辞典》第19册，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第205页)仅就这两种解释来看，其第一义是语源的阐释，属广义概念；第二义属社会学的诠释，当属狭义的定义。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词典》则对“流氓”一词作如下解释：一是本指无业游民，后用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泼等行为(《汉语大词典》第5册，第1263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1)原指无业游民，后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2)指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等恶劣行为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从上述辞书中的解释看，基本上是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的：一是在职业方面指“无业”；二是在行为方面指“不务正业，手段下流，为非作歹”。
以上仅仅是来自部分辞书的解释，还有其他一些文献资料的解释。情况大体如下：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在其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就对“流氓”一词有所揭示。书中对“流氓无产阶级”一词，曾作如下解释:“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254页)《共产党宣言》还认为，在中世纪被反动派称许的流氓的好勇斗狠，是以“懒散怠惰”作为它的相应的补充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254页)。马、恩对这一阶层的认识侧重于社会地位、社会阶层和行为特征等三个方面，即“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和“好勇斗狠”、“懒散怠惰”等方面。这是对流氓无产者的基本品质的深刻揭示。马、恩对“流氓无产阶级”品质的揭示带有其深刻的阶级特性，并更多地着力于这个社会阶层的政治特点，有其独到之处。后来《不列颠百科全书》引入“流氓无产阶级”这一概念时，就基本以《共产党宣言》作为其解释的依据。
1931年，鲁迅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题为《流氓与文学》的讲演时，曾对“流氓”一词作过如下界定：“流氓等于无赖子加上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 (转引自1992年1月16日《文学报》)文中的“无赖子”、“壮士”、“三百代言”都是日语词汇，即无赖、流氓、痞子的意思。这里使用日语词汇，大概与此文先期刊发于日本有关，不过，除了“三百代言”一称外，其他如“无赖子”、“壮士”等称，中国自古即有之，也作流氓解。
此外，完颜绍元在其所著《流氓的变迁》一书中，对“流氓”一称作了如下界定：流氓“是脱离了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田地，因此没有正当的业务可恃且又愚昧无知的社会底层成员；而作为流氓之‘流’的字义中，又可包涵或引申出向坏的方向嬗变以及放纵成弊等内容。合而言之，大致可以把‘流氓’一词从词义上界定为：特指脱离生产不务正业而在社会上游荡，并以悖离传统道德文化和破坏社会秩序为基本行为特征的不良分子。” (完颜绍元：《流氓的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从上述各种界定中不难看出，“流氓”一称包涵着三层含义：一是从职业方面看，基本属于无业或不务正业者。这些人大都是“浮浪为事者，犹日本谓浪人，北京谓土混混，杭州谓光棍，扬州谓青皮。”(胡祖德：《沪谚外编·新词典》)这是胡祖德为流氓所下的定义。从胡的这一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心目中的流氓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无产无业”。后来，徐珂在著《清稗类钞》一书时，也援引上述说法，即：“此类随地皆有，京师谓之混混，杭州谓之光棍，扬州谓之青皮，名虽各异，其实一也。”(徐珂：《清稗类钞·方言类·上海方言》)该书还说：“上海之流氓，即地棍也。其人大抵各戴其魁，横行于市，互相团结，脉络贯通，至少可有八千余人。平日皆无职业，专事游荡，设阱陷人。今试执其一而问之曰：‘何业？’则必嗫嚅而对曰：‘白相。’一若白相二字，为惟一之职业也者。”(徐珂：《清稗类钞·棍骗类·上海之地棍》)那么什么叫“白相”？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如果将上海之所谓‘白相’，改作普通话，只好是‘玩耍’；至于‘吃白相饭’，那恐怕还是用文言译作‘不务正业，游荡为生’，对于外乡人可以比较的明白些。”(鲁迅：《吃“白相饭”》，《鲁迅全集》第三卷)从以上几条资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肯定了流氓无业与不务正业这一点。
又据同治二年(1863)收入《清实录》的清政府的公文所载，苏嘉地方由于“逆内有洋人施放开花炮，叠次向营轰打，白齐文又先带流氓洋匪二百余人投入苏贼。虽我军尚能抵御，总须设法断其接济，方可制贼死命。即著李鸿章商令英法美各领事出示严禁，不准各国流民偷入济匪。”从前后文的意思看，这里所称的流氓与各国“流民”大体相同。“实录”既
是写苏嘉之事，因此这份文书，就有可能是当地官吏报送给上级的一份呈文，并且这份文书所言为上海之事，此称亦有可能属于上海方言。
在相同时期，天津地方有一个叫梅成栋的文人，他曾在一首诗中用过流氓一词：“清晨步街市，见有流氓在，褴褛行复行，菜色面庞改。肥人料已瘠，长人似亦矮。有妇抱幼儿，草标乞人买。垂泣告路旁，听之语可骇：‘家庄文安县，被淹死稻蟹；逃荒赴关东，数口小车载；鬻儿冀投生，免被奸徒拐；当此饥馑年，流离况苦海。’”(张涛：《津门杂记》卷中《各善举·附诗》)从梅成栋诗中的意思看，流氓仅仅是指流亡者或游民。
从上述资料看，流氓原本是指游民，这一点是毋庸怀疑的。不过，由于游民无产业，不事劳作，到处游荡，所以有时为了谋生，必然会采取一些不择手段的方式以攫取生活必需品，这种行为方式的实施自然会枝节出“不务正业”等内涵。
二是从行为特征来看，流氓具有为非作歹，扰乱社会秩序的特点。为非作歹，扰乱社会秩序，这较之原本意义上的流氓定义在外延上有所扩大，并且这种意义上的“流氓”较之前者要晚些。这种为非作歹意义上的流氓，在清代史料中已大量出现。如清黄式权曾经说：“租界中无业游民群聚不逞，遇事生风，俗谓之‘拆梢’，亦谓之‘流氓’。”(黄式权：《淞南梦影录》卷一)又徐珂除了如前面所见到的认为流氓就是游民之外，同时还认为流氓又是游民之中的为非作歹者，诸如“擦白党，与流氓同，专以引诱富贵妇女骗取财物为事。女擦白党，女流氓也，专以引诱男子骗取财物为事。拆梢，以非法之举动，恐吓之手段，借端敲诈勒索财物之谓也，凡流氓惯以此为生涯。”(徐珂：《清稗类钞·方言类·上海方言》)再如，居于上海的清末贡生秦荣光，曾以短诗的形式，对流氓的行为特征作了形象的描写，诗中写道：“打降聚赌作营生，抢火拦丧党横行；敝俗总由明失政，转移风化仗官清。”“六十年来更不堪，流氓游勇满淞南；三经兵燹三回变，俗益嚣凌试略谈。”(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
持志大学的爱国名校
民国20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9月20日～12月30日，上海境内持志学院与上海法学院、邮务工会、东亚同文书院、劳动大学、澄衷中学、海员工会、江湾各界抗日救国大会等先后集会、组团、发通电宣言，并捐款支援东北中国将士抗日。
民国24年(1935年) 12月14～20日，持志大学与东吴大学法学院、上海法学院、麦伦、粤东、爱国女中等大、中学校先后集会声援北平“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19日夜晚，暨大700余名学生，会同交大、大夏、光华、持志、大同、税专等校学生共8000余人，迎着寒风，摸黑上路。当队伍走过安和寺路（今法华路）亲日派汪精卫、曾仲鸣的公馆时，学生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等口号。沿途女同学高唱《毕业歌》，男同学唱《开路先锋歌》。第二天凌晨，到达江湾上海市政府大楼门前。学生不断高喊“吴市长快出来！”“再不出来，我们冲进去！”吴铁城被迫出见。学生代表送上意见书，上面写着：“制止华北当局压迫学生爱国运动”、“请政府出兵讨伐殷汝耕”、“反对华北自治”、“维持领土主权完整，出兵收复失地”、“请市长保护全上海爱国运动”等7项要求。在吴表示“绝对保护”爱国运动和保护言论、集会自由之后，学生队伍离开市政府，到市区游行。
民国26年(1937年) 10月28日，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成立，持志大学、上海法学院、麦伦中学等17所大中学校为理事。
周晔写<<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时的写作背景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
中国的文学大豪——鲁迅先生逝世时，他的的侄女——鲁迅的三弟周建人的女儿：周晔失声痛哭并写下了这篇文章，以此宏扬鲁迅先生的民族精神。
作者简介：周晔 女，1964年5月生，哈尔滨人。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领导科学。获中共中央党校法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邮电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合著及主编书籍有十余本。近年来，先后发表有关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方面论文40余篇，其中13篇论文获省部级优秀论文一等奖；在校内承担重大课题十一项。
文章主题：这篇文章是周晔写的回忆伯父的纪念性文章，通过回忆伯父鲁迅先生生前给自己留下的印象深刻的几件事，说明鲁迅先生是一个爱憎分明，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得多的人，表达了作者对鲁迅先生的无比怀念、热爱与敬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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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
作者写作本文的原因：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举国上下，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沉痛的悼念。阿累和鲁迅仅见过“一面”，但鲁迅的外貌和言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能从小见大，表现出鲁迅热爱劳动人民和关怀进步青年的高尚品格，而阿累作为青年一代，期望踏着鲁迅的足印继续前进。
老战士
作者简介：阿累，生于1909年，原名朱一苇，现名朱凡，江苏涟水人。阿累尼乌斯出生于瑞典乌普萨拉附近的威克,从小就喜欢数学,8岁进入教会学校,充分表现出在数学和物理上的天赋。现在南京金陵大学附中、上海立达学园上过学，后考人上海同文书院学习日语，最后毕业于上海艺术大学。1931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932年参加“左翼剧联”。同年8月考入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不久加人共青团，接着参加中国共产党。因参加卖票工人罢工被捕，两年后经人保释出狱，赴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客孔学校教书。后返上海从事写作和翻译。抗战后参加新四军，在部队和地方做文教工作和行政工作。解放后历任湖南革命大学副校长、省文教厅长、省委宣传部长、湖南大学校长等职。1983年离休。《一面》是作者1936年为纪念鲁迅逝世而作，最初发表于黎烈文主编的《中流》半月刊。
文章主题：这篇文章讲述了1932年秋天，“我”在上海内山书店见到鲁迅先生一面的事，表现了鲁迅热爱劳动人民和关怀进步青年的高尚品格，抒发了对鲁迅先生真挚而又深厚的爱戴之情。
鲁迅的资料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是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并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母亲鲁瑞、父亲周伯宜。在这一生中他写了小说,散文,杂文.
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鲁迅（周树人）是大哥 ，周作人是老二．周建人是老三（即《风筝》里的弟弟）。“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从此成为世人最崇敬的笔名。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等专集都被收录在各类教材中。其中，1921年12月发表《阿Q正传》。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沈钧儒手书）三个字。 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1957年版本，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2005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八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鲁迅曾因为母亲的安排娶朱安为妻，但朱安其貌不扬，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思想很陈旧，鲁迅的家乡绍兴有一种风气，看不起离婚的女人，鲁迅心善，不想让朱安沦落到如此地步，只好借出去工作为由，离开了朱安，后另娶了许广平，1929年于上海生下了周海婴。朱安一生都没有和鲁迅圆过房，生不了孩子。鲁迅死后，是朱安为他守灵，但朱安死后却没人为她守灵，朱安终其一生始终是不幸的。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一、鲁迅名句：
1、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2、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
3、我好像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
4、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
5、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6、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
7、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8、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9、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10、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介绍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在1901年创立的以进行“中国学”研究为专务的高等学府。面其办学的一大特色。而其办学的一大特色，即是组织历届学生对中国进行的长达四十余年实地调查。在1901-1945年间，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五千余人先后参与调查，旅行线路700余条，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内容涉及地理、工业、商业、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具体介绍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在1901年创立的以进行“中国学”研究为专务的高等学府。而其办学的一大特色，即是组织历届学生对中国进行的长达四十余年实地调查。在1901-1945年间，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五千余人先后参与调查，旅行线路700余条，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内容涉及地理、工业、商业、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成果除了作为毕业论文的调查报告书，还有各旅行小组的纪行《大旅行志》中精选出来的数篇文章组成。内容富于感性、引人入胜。从异国人的视解展示了近代中国小澜诡谲的社会场景。
日本军国主义者从东亚同文书院培养了大量的所谓中国通,通过大旅行等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立体式调查,实际上是为日本政府的侵略活动作了前期准备.在侵华战争中,东亚同文书院的学员充当随军翻译、间谍等,为日本军方搜集和提供情报,直接参与侵华活动.因此,虽然东亚同文书院曾经对中日文化交流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决不应该由此忽视其作为日本侵华帮凶的性质. 现为爱知大学。在日本战败之后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为中国所接管，在历经半个世纪之后才落下了历史帷幕。随后，曾担任过该大学最后一任校长的本间喜一（后任最高法院事务总长）决心重建新的大学。1946年5月应本间校长的呼吁，原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的众多教职员、学生集结一起，于同年11月15日诞生了中部地区唯一的旧制法文科大学――爱知大学。从1949年4月起在法经学部现法学科、经济学科以外增加了文学部社会学科，变迁为2个学部3个学科的新体制大学，并发展至今。
本校位于日本中部的爱知县。丰桥位于连接东京与大阪的新干线之中的一站。 丰桥附近的名古屋是中部地区的中心，并且也是日本的主要工业都市之一。 三处校区分别位于丰桥，名古屋（三好），车道(名古屋)。爱知县比东京、大阪等大都市的消费及房租要便宜得多。因此四年学习下来，学生的负担也会降低许多。
历史上有中村功这个人吗他对二战胜利的作用大吗
原型是中西功
中西功(1910—1973)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社会活动家。日本三重县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1930年因参加学生运动 被捕。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回国，在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和中国问题研究会工作期间，第二次被捕，不久获释。1934年经尾崎秀实介绍入满铁，就职满铁大连本社资料课，撰写了有关华北农业经济的论文。曾在天津、上海、大连等地的满铁事物所工作。1938年在“支那派遣军”特务部任职。同年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并成立秘密反战组织。1939年参加满铁调查部“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并领导完成“支那抗战力量调查”项目。1941年尾崎被日本政府捕后，曾拟投奔我解放区。1942年在上海再度被捕，后引渡到东京警视厅，1943年被以外患罪、违反治安维持罪起诉，判处死刑。在狱中撰写《中国共产党史》。1945年根据释放政治犯命令出狱。后入劳动调查协会。曾任《人民》、《民报》。l 946年6月加入日本共产党。同年创立中国研究所。1949年当选参议员，并任共产党国会议员团主事。1948年作为共产党代表参加建立拥护民主主义同盟工作。1949年向党中央提出《中西意见书》。1950年被开除出党，遂辞去参议员，组成中西派。1955年恢复党籍，在共产党中央劳动组合对策部任职。1958年至1963年任神奈川县委员会委员长。1960年因领导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被捕。1966年后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病故。著有《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抗战期间中国的政治》、《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与世界》、《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武汉的革命与反革命》、《民主革命的里程碑》、《战后民主革命时期的诸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从死的绝境中》、《民主主义日本的路标》、《现代中国的政治》等。
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曾有一批日本革命志士站到了中国人民一边进行反法西斯斗争，成为中共党员的日籍情报人员中西功就是突出代表。他在隐蔽战线做出了中央称道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贡献，为了信仰，舍生忘死和临危慷慨凛然的气概连敌手也为之惊叹。
18岁到上海，进入中共党员、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任教的同文书院，受到革命启蒙
身为日本人却参加中国共青团，因革命活动两次被关押，认识尾崎秀实后投身情报工作
1929年夏，中西功这个18岁的日本青年抱着国内同龄人惯用的“浪人”方式，闯荡到上海。此时虹口日租界居住着几万侨民，办起一批中日文并用的双语学校。中西功进入的同文书院，正好由中共党员、不久前刚留日归来的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王学文主持教学。
在日本质朴善良却受过许多对华歪曲教育的中西功，到沪后发现周围的中国人常用异常眼光看着他们，开始认为是“人”对“皇国”的固有敌意。经过王学文老师讲解，再认真了解历史，他才知道这是日本的侵华政策造成的。再联系中日两国社会共有的巨大贫富悬殊和阶级矛盾，中西功很快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并与同学一起建立了意味着同中国团结斗争的组织“日（本）支（那）战斗同盟”。1930年，日本海军士官生队到沪参观，实际是为侵略熟悉战场，中西功得知后便赶印了宣传反战的传单向他们散发，结果被领事馆中的便衣宪兵“特高”发现，把他关押了9天，释放后还勒令停学一年。
初次入狱，使中西功更认清了军国主义统治的黑暗，决心以革命来推翻它。1931年初，他加入中国共青团，并担任了书院的团支部组织委员。翌年日本海军陆战队发动“一二八”事变，强令日籍学生参战，中西功马上以“撤出侵沪战争”为口号组织斗争，迫使领事馆同意他们回国。在归国的船上，他结识了以驻上
海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成员尾崎秀实，从而开始了他人生***的一幕。
回国后，中西功秘密参加了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并向尾崎秀实学习了情报工作。他因参加了无产阶级研究所，被警视厅侦破后遭关押40天，后因身份未暴露获释。此时尾崎已打入上层，将中西功介绍到在大连研究中国情报的“满铁总社调查部”。中西功在华巡游后写出一系列分析报告，引起了政府和军部重视
。1938年日本“中派遣军司令部”成立，其特务部从满铁将他借调来沪，没想到这个“通”却乘机从事了相反的工作。
利用在日军特务部的条件，中西功四年间向延安发送了一系列有战略价值的情报，看到这些简直等于参加了日本最高层的决策会，并做了详细记录
由于准确发出日本南进的情报及袭击美国的时间，“中共谍报团案”震动日本军部和政府
中西功到达上海后，通过同文书院同学、已成为中共党员的日裔西里龙夫恢复了组织关系，并成为正式党员。此后他利用为日军特务部做情报分析的条件，自由进入绝密资料室并外出调查，通过地下电台向延安发出一系列重要情报，如日、蒋、汪三方关系变化，日军占领武汉后已决定停止战略攻势，对蒋介石的诱和进展，以及日军在华兵力调配及“扫荡”打算等。这时尾崎秀实担任了近卫首相的秘书，从东京不断向中西功发来包括御前会议决定在内的许多情报，由他再转发延安。有些行家说，看到这些情报，等于参加了日本最高层决策会并做了记录，毛泽东曾对这些“国际同志”的贡献做出了极高评价。
1941年夏德国进攻苏联后，日本南进还是北进成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日本北上攻苏，中国抗战处境将更艰苦。值此关键时刻，尾崎秀实在首相身边得知日本决心同英美开战，通过德籍苏联情报员佐尔格迅速发电，使斯大林决心西调远东军20个精锐师，在莫斯科危急时刻扭转了战局。世界上许多史学家称佐尔格、尾崎是“二次大战中最成功的谍报员”，其实中西功对此情报也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珍珠港事变发生前两个月，佐尔格、尾崎便被捕并被处以绞刑，近卫内阁受此案牵连倒台，日本决策层对南进尚未最后拍板。此时中西功冒着极大危险返回东京并到“满铁”探到绝密材料，得知了南进决策已定并了解到准确日期，报告了延安并转苏联，才接续完成了佐尔格、尾崎的事业。
尾崎秀实被捕，与之关系极密切的中西功显然要受追查，当时有人通知他“速西去”即避往解放区。中西功却相信共产主义者尾崎秀实不会供出自己，又考虑到这一岗位他人难以替代，便以高度责任感在半年内迟迟未走。日本“特高课”通过追寻线索，终于在1942年夏秋逮捕了中西功和其他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日
本情报人员20余人，其政府和军部都为此“中共谍报团案”的规模而震惊。
受严刑拷打始终不说接头人，把审讯室当成革命讲堂，警官如同小学生每天听他上课
东京法庭判其死刑时称他们的情报“危害之大，令人战栗”，幸而因日本投降未及执行
中西功从上海被押到东京后，受到难以想像的严刑拷打，内脏出血不省人事，特高课头目怕失去口供又下令抢救。他始终不肯说出接头人，却坦然承认出于信仰向中共提供过情报。中西功被审时列举了掌握的大量国内数据，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侵略战争持久的前景必然是经济崩溃和彻底战败。同时被捕的中共党员西里龙夫更以雄辩的教授式口才，把审讯室当成讲堂。警官们对此十分惊奇，又引出莫大兴趣，此后每天竟出现授课式的场面──被审者进入审讯室坐下便清清嗓子说：“今天，讲一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的影响及未来……”“今天，讲一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审问者则像小学生一样洗耳恭听并写下几大厚本记录。那些警校毕业的高等生过去受的全是军国主义奴化教育，此时听到这些前所未闻的革命理论，再联系战事失利及国内饿怨载道的无情事实，在对过去的信条产生怀疑的同时，也对被审者有了些尊重。集体庭审时，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又侃侃而谈，警视厅官员和看守们都愣着听讲，主审法官急忙窘迫地打断讲话说：“此处不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今天闭庭。”
经长期审讯，1944年秋日本法庭下令将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绞决，并将中西功等人判了死刑。宣判书以惊叹的语言称：“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及友邦胜负，危害之大，令人战栗。”因特高课要留活口核对疑问，死刑暂未执行，翌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们几个幸存者出狱。
战后，中西功拖着伤病之躯为组建日本共产党奔走，曾长期担任党的县委员长（相当于省委书记），还出版了回忆录《在中国革命风暴中》。据他的夫人回忆，1973年中西功患胃癌处于弥留之际，最后怀念的仍是在上海的地下斗争岁月，断续地说：“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国……”
受中国革命教育后，站到反本国侵略一边。冒生命危险提供情报，只为信仰不要钱
一个日本人，在本国对华发动侵略战争时站在中国一边，为抗日战争乃至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当年乃至今天都不能不为人赞叹。能出现这种奇迹，根本原因是中国革命正义性的感召力，使真正了解这一事业的日本青年也投身其中。
日本侵华时曾向上海、满洲等地移民几十万，本意是想以此控制中国。许多日侨受军国主义影响而抱有“大和民族优秀”的错误观念，不过也有一些人来华后站在同情中国人民的立场上。中西功就学的上海同文书院，曾被人认为是日本人培养文化特务的场所，然而因马克思主义学者王学文在那里任教，结果以先进的思想教育出十几名日本进步青年，使他们加入了共青团，有几人回国后还成为日共的领导干部，进入隐蔽战线的人更成为特殊英杰。
中西功并非不爱自己的祖国，却认为只有使军国主义失败，并与中国友好，才能建设民主的新日本。在东京法庭上，他反驳“叛国罪”的指控时说：“制止日本侵华战争，能使日华人民从毁灭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实现日华和平和日华人民世代友好，这是两国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所在。”正是出于这种理念，他与帝国主义的间谍完全不同，提供情报完全出于信仰而从不要报酬，党组织困难时还以个人积蓄倾囊相助。这种高尚的风格也证明，代表正义的先进思想具有强大的力量，“得道多助”恰恰由此得到生动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