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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洛夫事件的事件
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全国开展了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分子的大检举、大逮捕、大处决运动，先后牵连500万以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物和普通百姓，他们中有40多万人被处决。这场血腥的镇压、清洗运动引起世人的震惊、关注和困惑，成为国际共运和世界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然而，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触目惊心的冤假错案的真相却被掩盖起来。1988年7月4日，苏共中央作出决定，批准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迫害致死者建立纪念碑。
1988年11月26日，苏联“星火”周刊举办了大规模群众性的“良心周”活动，隆重纪念在大清洗时期无辜的受害者。成群结队的苏联人，在莫斯科展览大厅陈列室看到大量发黄的历史照片、档案材料和书信遗物，惊悉数十万个冤魂在十月革命后遭受种种迫害的惨状，无不为之潸然泪下，心潮激荡。至此，这一事件的真相才逐渐公诸于世。
1934年1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了。凶手尼古拉耶夫在逃离现场时被当场抓获。有关资料表明，这是一场有组织的谋杀。基洛夫喜欢在列宁格勒散步。有一次散步时，一个过路人因企图靠近基洛夫而引起鲍利索夫等警卫人员的注意。他们把可疑的人拘捕了，这人就是尼古拉耶夫。他皮包背后有一处开口的地方，从中可以不打开皮包就抽出上了子弹的手枪，里面还有基洛夫散步的路线图。
尼古拉耶夫被带到列宁格勒内务局，但不知什么原因很快又被放了出来。没过几天他在桥上又被基洛夫的警卫人员拘捕了，从他手上第二次找到那支上了子弹的手枪。列宁格勒内务局工作人员释放尼古拉耶夫引起了基洛夫警卫人员极大怀疑，其中有一些人表示抗议。但内务部门告诉他们：这件事用不着他们去管。个别警卫人员的党证暂时被没收并被威胁说要开除他们的党籍。恐怖分子尼古拉耶夫再次被释放了。尼古拉耶夫终于在斯莫尔尼宫办公室门外的走廊里打死了基洛夫。
基洛夫被暗杀的当天，斯大林和其他党政领导人就赶到列宁格勒，亲自审问尼古拉耶夫。斯大林问凶手为什么要向基洛夫开枪？凶手马上瘫跪下去，并指着斯大林身后契卡人员喊道：“是他们逼我干的！”这时几个契卡人员跑到尼古拉耶夫身边用手枪托打他，血迹斑斑不省人事的尼古拉耶夫被抬到外边。当场一些人都认为尼古拉耶夫在审讯时被打死了，实际上他被送到监狱医院，费了很大的劲才被救活。
接下来该受审问的是基洛夫的警卫队长鲍利索夫，所有被捕的人都是用小轿车送到审问的地点，可不知为什么，派去接鲍利索夫的是有棚的卡车，里面坐着几个手持铁棒的契卡人员。当汽车驶过一面高墙时，和司机坐在一起的契卡人员突然转动了一下方向盘。司机设法防止了撞车事故的发生，汽车只是侧面擦了墙，又继续向前行驶，一直开到审问的地方。但是，鲍利索夫已经被人用铁棒打死在车里了。医学鉴定做了假的结论，说鲍利索夫因汽车事故死亡。做医学鉴定的医生，有些活到苏共20大以后，他们说鉴定是被迫做出的，鲍氏是被很重的金属棍棒打在头上致死的。
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侦查谋害基洛夫案件的通报，说尼古拉耶夫是地下恐怖组织成员，这个恐怖组织是由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组成的，名为“列宁格勒总部”。12月27日又公布了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说谋害基洛夫只是这个恐怖组织长远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是要暗杀斯大林和联共（布）其他领导人。
1934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原反对派10多名成员被捕。在审讯中，季诺维也夫等人虽然断然否认同基洛夫暗杀事件有任何牵连，但承认过去对斯大林的批评，可能客观上助长了目前存在的恐怖主义倾向，承认对暗杀事件“在道义上负有间接的责任”。但事实上，这种承认并不能成为“暗杀活动的后台”的罪证。审讯结果，季氏等人被判处10年、5年及其他不同期限的监禁。
1935年1月18日，联共（布）中央发出关于基洛夫惨遭杀害的秘密信，警告各地党组织要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采用“极端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去击溃敌对分子，深挖反革命巢穴。在这前后，对被控和“列宁格勒总部”以及“莫斯科总部”有牵连的干部，进行紧急逮捕。在列宁格勒，掀起了大逮捕的第一个高潮，被称为“基洛夫激流”。
基洛夫被暗杀，触发了苏联全国性的肃反清洗运动。
由雅戈达领导的英勇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揭露了杀害基洛夫的卑鄙凶手，证实了这件血腥罪行是根据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领导的反革命集团的命令策划和实施 的。被捕者共77人，其中主要是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工作者，其中包括季诺 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上，他们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 后来统统被枪毙了。可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谋杀基洛夫这件事恰好与……雅戈达本人 有关！权力无边的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所有可以想像得到和难以想像的暴行都承认 不讳。当人们读到雅戈达在审判中的陈述时无不大为震惊：“1934年夏天，叶努启泽 通知我，‘托洛茨基右翼集团’中央，已通过杀害基洛夫的决定，李可夫直接参与了 这个决定。于是我知道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集团正具体策划着这次谋杀。叶努启泽坚持要我别对这次行动进行任何阻挠。因此，我不得不向任列宁格勒州内务局副局长的扎波罗热茨建议，不要阻挠对基洛夫暗杀行动的执行。过了一段时间，扎波 罗热茨通知我，内务人民委员部拘捕了尼古拉耶夫，从他那儿搜出了一支手枪和基洛夫的行经路线图，尼古拉耶夫已被释放。” 在白雪覆盖、广袤无垠的国土上，无数的人们在翻阅报纸，他们被震惊得瑟瑟发 抖。这是做梦、是海市蜃楼还是幻觉?啊，这是事实，由证人的供状所证实的事实！在 法庭上，雅戈达的心腹，他的秘书布兰诺夫说：“雅戈达把我培养成了一个完全忠实的人。我在场时他同别人谈话毫无避讳。雅戈达曾对我说，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 格勒分局工作人员鲍里索夫参与了基洛夫谋杀事件。当到列宁格勒来的政府官员将这 个鲍里索夫召到斯莫尔尼宫——将他作为证人对他进行审讯时，扎波罗热茨大为不安， 担心鲍里索夫供出他幕后的人，于是决定杀掉他。按照雅戈达的指示，扎波罗热茨的 办法是：让运送鲍里索夫去斯莫尔尼宫的汽车发生车祸，把鲍里索夫在车祸中杀掉。” 雅戈达于1938年3月15日被处决，这是在侦察基洛夫谋杀事件过后四年的事情。不久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斯莫尔尼宫里那声枪响，早被飞机炸弹的呼啸和大炮的轰鸣淹没。到了50年代中期，官方对于基洛夫被刺原因的说明已经深入人心，不可动摇。那是斯大林在尼古拉耶夫开了致命的一枪之后几天立刻作出的结论：尼古拉 耶夫根据季诺维也夫的指示执行了这个暗杀行动，季诺维也夫当时住在莫斯科，领导 着反革命的“莫斯科中央”。在列宁格勒，还与之平行地存在一个“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央”，它从国外接受托洛茨基谋杀基洛夫的指示。这一指示得以成功执行， 仅仅是由于在季诺维也夫分子与“右翼”分子，即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等人联 系之后，在他们的帮助下，找到了同他们过从甚密的雅戈达，从而保证了凶手们得以 接近目标。雅戈达得到有关指示后，即传达给“自己”人扎波罗热茨，物色一个执行 者就只是技术问题了。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偶然被选中了。他是一个被开除出党和 解除公职、对领导恨之入骨的人。这个说法的漏洞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可能不了解清楚， 杀害基洛夫有可能正合于斯大林的心意，因为斯大林可能不会放过利用这一事件去消 灭反对派原来那些领袖的机会。然而在30年代流行起来的这个说法，在所有历史教科书中再三重复，作为确定无疑的真象已经根深蒂固。
二战前,苏联发生了什么
30年代初,苏联已基本形成高度集权的统制型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政治权力也趋向于高度集中,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斯大林对权力的专断正在成为苏联政治领域的主导倾向。这种情况引起了*内部分领导干部的忧虑,同时,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方针等具体问题上,*的领导层也一直存在分歧。虽然通过几轮政治斗争,斯大林已经清除了曾经对他的权力和路线构成威胁的老布尔什维克中的“反对派“,提拔了一批忠于自己的较年轻的干部进人领导层,但他的地位还没有最后稳固,他的政策主张仍有可能遭到来自中央委员会乃至政治局成员的反对或抵制。为了把新反对派扼杀在萌芽状态,斯大林需要展开一场全面的政治清洗运动
“基洛夫事件”与大清洗运动的开始
1934年12月1日傍晚,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内的走廊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一位潜入宫内的凶手厄古拉也夫枪杀。这一事件遂成为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开端。
基洛夫被刺事件至今是一个案情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凶手尼古拉也夫虽然当场被捕,并由当天赶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亲自审问,但审讯记录始终没有公布,尼古拉也夫当月即被枪决；另一个主要证人鲍利索夫（基洛夫的警卫队长）在前往受审路上因“交通事故“而死亡。无论基洛夫案的真相如何,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这个事件给斯大林提供了彻底清洗一切反对派（包括潜在的对手）、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机会和采取种种非法手段以达到上述目的的借口。斯大林当时就是按照这一逻辑行动的。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大清洗运动的全面展开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也夫即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原季诺维也夫一加米涅夫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有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也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监禁。l月18日,联共（布）中央向全国*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1936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
对“联合总部“的审判带动了新一轮逮捕浪潮,根据审讯中被告的“供词“,又挖出了一个所谓“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人。1937年1月,对“平行总部“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只是形式上为被告指定了“辩护人“）,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处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十年或八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次年3月,对所谓“右派一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I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大清洗“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大清洗“中无数被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大清洗“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联共（布）十七大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即70％被清洗；出席十七大的1996名代表中,有1108名,即半数以上被清洗；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苏维埃和政府机构也遭到沉重打击,仅1937-1938年间被捕并处决的部人民委员就有17人,加上他们的副手和下属,数量还要翻几倍；军队也难逃厄运,1937年5月,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等一批高级将领被指控犯有组织“反苏军事中心“的叛国罪而被逮捕并遭处决,随即在军队中进行了全面清洗,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元帅的3／5,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被不断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做替罪羊。“大清洗“前期领导内务部的亚哥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被捕并于1938年被处决。叶若夫在按斯大林旨意把“大清洗”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同样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1940年4月1日被以“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枪毙。
“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杀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它是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最黑暗的一页。1938年以后,因考虑到苏联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极限,同时“大清洗“的目的也已基本达到,所以镇压浪潮趋于缓和,也在不同程度上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然而,由于斯大林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大清洗“的错误,而是继续把它当做巩固集权体制的必要手段,因此“大清洗“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并在战后再掀高潮。
大清洗运动的严重后果
“大清洗“的后果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大压抑,而且,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人人自危,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其二,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由于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镇压清除了从老布尔什维克到年轻一代干部中可能构成对自己权力挑战的对象,特别是整肃了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满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终于稳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且,凭借保安机构这一专政工具,斯大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和政府机关的制约,完全将个人凌驾于*和国家之上,在*和国家的名义下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洗“是苏联确立“斯大林模式’体制的最后一个。
30年代苏联“大清洗”及其后果是什么
既然有人回答后果了，我就说说过程吧：（资料为粘贴的）：30年代初,苏联已基本形成高度集权的统制型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政治权力也趋向于高度集中,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斯大林对权力的专断正在成为苏联政治领域的主导倾向。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内部分领导干部的忧虑,同时,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方针等具体问题上,党的领导层也一直存在分歧。虽然通过几轮政治斗争,斯大林已经清除了曾经对他的权力和路线构成威胁的老布尔什维克中的“反对派“,提拔了一批忠于自己的较年轻的干部进人领导层,但他的地位还没有最后稳固,他的政策主张仍有可能遭到来自中央委员会乃至政治局成员的反对或抵制。为了把新反对派扼杀在萌芽状态,斯大林需要展开一场全面的政治清洗运动
“基洛夫事件”与大清洗运动的开始
1934年12月1日傍晚,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内的走廊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一位潜入宫内的凶手厄古拉也夫枪杀。这一事件遂成为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开端。
基洛夫被刺事件至今是一个案情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凶手尼古拉也夫虽然当场被捕,并由当天赶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亲自审问,但审讯记录始终没有公布,尼古拉也夫当月即被枪决；另一个主要证人鲍利索夫（基洛夫的警卫队长）在前往受审路上因“交通事故“而死亡。无论基洛夫案的真相如何,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这个事件给斯大林提供了彻底清洗一切反对派（包括潜在的对手）、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机会和采取种种非法手段以达到上述目的的借口。斯大林当时就是按照这一逻辑行动的。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大清洗运动的全面展开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也夫即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原季诺维也夫一加米涅夫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有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也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监禁。l月18日,联共（布）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1936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
对“联合总部“的审判带动了新一轮逮捕浪潮,根据审讯中被告的“供词“,又挖出了一个所谓“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人。1937年1月,对“平行总部“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只是形式上为被告指定了“辩护人“）,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处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十年或八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次年3月,对所谓“右派一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I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大清洗“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大清洗“中无数被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大清洗“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联共（布）十七大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即70％被清洗；出席十七大的1996名代表中,有1108名,即半数以上被清洗；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苏维埃和政府机构也遭到沉重打击,仅1937-1938年间被捕并处决的部人民委员就有17人,加上他们的副手和下属,数量还要翻几倍；军队也难逃厄运,1937年5月,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等一批高级将领被指控犯有组织“反苏军事中心“的叛国罪而被逮捕并遭处决,随即在军队中进行了全面清洗,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元帅的3／5,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被不断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做替罪羊。“大清洗“前期领导内务部的亚哥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被捕并于1938年被处决。叶若夫在按斯大林旨意把“大清洗”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同样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1940年4月1日被以“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枪毙。
“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杀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它是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最黑暗的一页。1938年以后,因考虑到苏联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极限,同时“大清洗“的目的也已基本达到,所以镇压浪潮趋于缓和,也在不同程度上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然而,由于斯大林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大清洗“的错误,而是继续把它当做巩固集权体制的必要手段,因此“大清洗“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并在战后再掀高潮。
基洛夫事件的介绍
1934年12月1日是苏联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的一个照常工作日，但也是他生命历程中最后一天。这也是即将席卷全国镇压狂潮掀开序幕的一天。这一天傍晚当基洛夫走进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向州委第二书记的办公室走去。当他在走廊里停下脚步开门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他的脖子。他摇晃一下，转了半个身子，就一头栽倒在镶木地板上了。这就是基洛夫遇刺事件。
苏联的第一次“大清洗”是否与基洛夫的被刺杀直接相关
没有直接关系，有间接的关系。1934年12月1日，苏共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刺杀，因此斯大林掀起了一场大清洗运动，这是世界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政治浩劫。斯大林为了清洗发动了肃反运动，共逮捕了120万名苏共党员，占当时苏共党员总数的一半。
基洛夫是苏联最有水平的领导人之一，与斯大林的独断专制作风不同，他知人善任、作风民主，很受欢迎，每次进行大会演讲完毕，大家的掌声都久久不能停，之前秘密开会，说用基洛夫代替斯大林，但被基洛夫拒绝。
在选举的时候据说两个人的票选也是悬殊很大，基洛夫只差三票，而斯大林差二百七十票，但是最后公布结果的时候，却奇迹般的变为：未投斯大林的有3票，未投基洛夫的有4票。这其中的内幕只剩我们自己去脑补了，基洛夫作为政治局委员，有23名警卫。
巧的是此时三楼的警卫离开了，当基洛夫独自一人走向办公室时，隐藏在楼道的凶手以从背后向基洛夫头部开枪，基洛夫当场死亡。凶手尼古拉耶夫当场被捕。斯大林亲自审了这个案子，结果说是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策划的。
因为季诺维也夫长期在列宁格勒工作，正是在基洛夫的领导下彻底肃清了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地区的影响。所以季便怀恨在心，策划了这场刺杀，很显然这是一种说辞，但是后来据说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人都被上了黑名单。这场带有斯大林烙印的大清洗给苏联国家和苏联人民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深重灾难，真的是不堪回首啊。
苏联大清洗运动始于哪一事件
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
30年代初,苏联已基本形成高度集权的统制型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政治权力也趋向于高度集中,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斯大林对权力的专断正在成为苏联政治领域的主导倾向。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内部分领导干部的忧虑,同时,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方针等具体问题上,党的领导层也一直存在分歧。虽然通过几轮政治斗争,斯大林已经清除了曾经对他的权力和路线构成威胁的老布尔什维克中的“反对派“,提拔了一批忠于自己的较年轻的干部进人领导层,但他的地位还没有最后稳固,他的政策主张仍有可能遭到来自中央委员会乃至政治局成员的反对或抵制。为了把新反对派扼杀在萌芽状态,斯大林需要展开一场全面的政治清洗运动
“基洛夫事件”与大清洗运动的开始
1934年12月1日傍晚,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内的走廊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一位潜入宫内的凶手厄古拉也夫枪杀。这一事件遂成为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开端。
基洛夫被刺事件至今是一个案情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凶手尼古拉也夫虽然当场被捕,并由当天赶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亲自审问,但审讯记录始终没有公布,尼古拉也夫当月即被枪决；另一个主要证人鲍利索夫（基洛夫的警卫队长）在前往受审路上因“交通事故“而死亡。无论基洛夫案的真相如何,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这个事件给斯大林提供了彻底清洗一切反对派（包括潜在的对手）、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机会和采取种种非法手段以达到上述目的的借口。斯大林当时就是按照这一逻辑行动的。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大清洗运动的全面展开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也夫即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原季诺维也夫一加米涅夫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有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也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监禁。l月18日,联共（布）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1936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
对“联合总部“的审判带动了新一轮逮捕浪潮,根据审讯中被告的“供词“,又挖出了一个所谓“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人。1937年1月,对“平行总部“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只是形式上为被告指定了“辩护人“）,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处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十年或八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次年3月,对所谓“右派一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I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大清洗“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大清洗“中无数被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大清洗“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联共（布）十七大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即70％被清洗；出席十七大的1996名代表中,有1108名,即半数以上被清洗；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苏维埃和政府机构也遭到沉重打击,仅1937-1938年间被捕并处决的部人民委员就有17人,加上他们的副手和下属,数量还要翻几倍；军队也难逃厄运,1937年5月,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等一批高级将领被指控犯有组织“反苏军事中心“的叛国罪而被逮捕并遭处决,随即在军队中进行了全面清洗,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元帅的3／5,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被不断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做替罪羊。“大清洗“前期领导内务部的亚哥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被捕并于1938年被处决。叶若夫在按斯大林旨意把“大清洗”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同样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1940年4月1日被以“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枪毙。
“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杀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它是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最黑暗的一页。1938年以后,因考虑到苏联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极限,同时“大清洗“的目的也已基本达到,所以镇压浪潮趋于缓和,也在不同程度上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然而,由于斯大林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大清洗“的错误,而是继续把它当做巩固集权体制的必要手段,因此“大清洗“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并在战后再掀高潮。
大清洗运动的严重后果
“大清洗“的后果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大压抑,而且,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人人自危,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其二,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由于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镇压清除了从老布尔什维克到年轻一代干部中可能构成对自己权力挑战的对象,特别是整肃了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满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终于稳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且,凭借保安机构这一专政工具,斯大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党和政府机关的制约,完全将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在党和国家的名义下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洗“是苏联确立“斯大林模式’体制的最后一个。
基洛夫事件的研究
还有一个人对赫鲁晓夫说法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赫鲁晓夫说法的基础，我们知道，是沙图诺夫斯卡雅参与准备的那些报告书。此人便是A.基里琳娜，苏共列宁格勒州党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这个研究所在苏维埃年代便拥有崇高的地位和大量的档案资料。她要求通过文献和事实了解历史的真实，而不是带着情绪撰写历史。她得出了与 沙图诺夫斯卡雅完全对立的结论。她在报刊上撰文指出，无论直接或间接的，可以说明斯大林参与谋杀基洛夫的证据从来就没有发现过。她认为，“赫鲁晓夫在证明斯大 林参与基洛夫谋杀案时，实际上是沿着30年代调查的证明模式：预谋了一场车祸，违 反了保卫工作规则，在斯莫尔尼宫拘捕过尼古拉耶夫。差别只是在于：在这个问题上 赫鲁晓夫是以那辆送鲍里索夫去斯莫尔尼宫的汽车司机的证明为依据，这位司机还奇迹般地活着；而雅戈达和他的秘书布兰诺夫干脆就承认了这些事实。” 基里琳娜无论如何并不忽视车祸、谋杀或鲍里索夫自杀这些事实（这样的预测也 是有的——作者），还有内务人民委员部插手这些事件，但她认为，要摆脱研究者们趋之若鹜的已经习以为常的思路，同时必须在其他方面搜集信息。第一个委员会的工 作处于二十大引起的巨大感情波涛之中，它的活动明显具有指控斯大林的倾向——这 一点连普通人都看得清楚。但研究者不应当受到形势的诱惑。基里琳娜就是对恐怖主 义者个人表现出很高兴趣的少数人之一，这导致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1934年12月3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报上报道说，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是原列宁格 勒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他生于1904 年。在起初一些日子，如果人们还能在群众集会和报纸上回忆起这个名字，那也仅是否定的，受到一片咒骂。渐渐地，这个名字被普遍遗忘了。尼古拉耶夫本人已被处决， 这种命运也落到他妻子头上，他母亲、兄弟、两个姊妹、妻妹及其丈夫，都无一幸免。尼古拉耶夫在斯莫尔尼宫开枪时年仅30岁，他出生在彼得堡，念完了六年级。19 20年入团，1924年加入联共（布）。他在11岁前因患病无法步行。1926年，医疗委员会 指出他有生理退化征象，双手呈猴爪状，双腿短小，驱干增长。在列宁格勒一个档案 馆中曾发现尼古拉耶夫的应征附卡。上面写道：“根据医疗委员会 109号令第15条， 免予入伍前的军训和在红军中实际服役。” 他的性格特征渐渐显现出来：心理、行为都不稳定，有时使人讨厌，在小事上老 是纠缠不休，有时脾气暴躁。常常同周围的人发生冲突，为每一件小事而同别人争吵。那些推销政治读物的义务推销员，照他的说法，因为好长时间没找补他的钱，他就要同别人干仗，因为他订阅了这种书，交付了订阅费，就是说，既然不履约，就该马上 把零头找补给他。尼古拉耶夫外出时，骑上自行车，将别人撞伤，人民法院责成他向 受害公民赔偿损失，他到处提出上诉，既折磨受害者，又使审判员吃尽苦头。他什么工作没有干过呢，无论是办事员、钳工助手还是刨工？他到过萨马拉，在那里当了一年半责任人——乡苏维埃书记。不错，那是彼得格勒最饥饿的一个时代— —是在1919～1920年间。回到这座家乡城市，他在维堡区干上了办事员，又当过维堡 区团委的事务长，过后又去了卢加，在县团委任同样职务。后来突然又成了“红星”工厂的钳工助理，又在“红色军械厂”和卡尔·马克思厂干起了刨工。从1932年5月到8月，他担任过州党委指导员，后来，到1933年10月前，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物 价检查处工作人员。1933年夏天，取消了物价检查，尼古拉耶夫又回到州党委——这 次是到了文化宣传处。1933年10月，又从那里进入联共（布）列宁格勒党史研究所。他最后担任的职务是党史委员会指导员。1934年4月8日，研究所审查尼古拉耶夫的个人案件。党组织全体大会通过决议，将其开除出党，因为他“拒绝到区委参加动员党员从事交通工作选拔委员会，对这件 事情采取庸俗态度，对党员领导人故意无端责难”。开除他出党前 4天，研究所行政 领导宣布了开除他公职的命令。解除他职务的原因完全不是他不胜任，而正如命令中所说的，是“拒绝党委的差遣”。解除职务的理由，从法律的观点看并不合法，法院 是可以恢复他的工作的，但是……尼古拉耶夫是在党的机关任职，法院对这类机构的 劳动纠纷却不予受理。如果不是这个惹祸的命令，基洛夫或许不会被击穿脑袋，倒在斯莫尔尼宫的走廊上。对于开除出党和开除工职的决定，尼古拉耶夫表示反对。他向联共（布）斯莫尔尼 区委提出上诉。纠纷审查委员会考虑到尼古拉耶夫已真诚悔过，没有批准研究所党委 的决定，仅限于公布对他的严重警告，并载入登记卡，记下了这个年轻党员的粗暴、 极端缺乏自制的行为及歇斯底里的表现。恢复他在研究所的工作一事毫无结果。从1934年4月起，他开始失业。这使他大感窘迫——实际上他已经没有了生活来源。1934年12月27日公布的起诉书称：“有一个情况也可以说明被告尼古拉耶夫 在这一时期并无物质上的某些困难：尼古拉耶夫私人占有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并且陈 设完备”保存完好的那一时期的住房登记册表明，这件事并非完全如此。尼古拉 耶夫曾住在森林大街8幢13单元14号。他家共6个成年人，共占用这套公共住宅中的两 个小房间，不难想像他在失去固定收入后的处境。他得不到任何帮助，而他又是家中惟一的供养者。人是会不得以而陷于绝境的。起诉书说：“尼古拉耶夫断然地一贯地推托对他作出安排的一切建议，借口是身体虚弱，需要治疗。”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正确。人们确实给他推荐过工作，但那是工 厂里一般的车工，但他认为自己是被不公正地辞退的，要求恢复到过去的岗位——到 研究所去，或者，至少让他去干同样性质的工作，可以保证过去的收入。在研究所， 他每月工资为250～275卢布，而在他担任“领导”工作之前变换过多次的工厂里，他的收入为 70～120卢布。考虑到他有一大家人，只有妻子一人工作，他拒绝到工厂工 作的建议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尼古拉耶夫没有任何工作专长，无论如何也不具备足 够高的专业知识。有时听说尼古拉耶夫杀害基洛夫是因为争风吃醋。保存下来的许多证据都说明，尼古拉耶夫很爱他的妻子，常常为她而吃醋。他最初的供认也助长了这种说法。在雅戈达和阿格拉诺夫到达之前，还是由列宁格勒肃反人员进行调查工作的第一天，他好像就说过，他进行谋杀乃是报私仇。然而在第二天，那些散布类似猜测的人都受到了 严厉的处罚。尼古拉耶夫的妻子叫米尔塔·德拉乌列，是一个漂亮可爱的女人，出生于拉托维 亚一个雇农家庭，入过团，后来又入了党，曾任联共（布）卢加县委统计股股长。她同 尼古拉耶夫是在卢加认识的，那时尼古拉耶夫在县团委工作。1930年，她来到列宁格 勒州党委，开始任统计员，后来成为轻工部干部处处长助理。1933年，她调任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管理局监检书记。管理局就设在斯莫尔尼宫内。基洛夫和米尔塔 ·德拉乌列是否相识呢？当然如此。许多人看见，他们在斯莫尔尼宫走廊上遇见时都相互一笑。基洛夫对所有妇女都是面带笑容的，他压根儿就是个快快活活、和蔼可亲的人。使人怀疑他与米尔塔有秘密往来的证据，哪怕是间接的证据，都是丝毫没有的。在基里琳娜看来，在调查凶手是一个人这种说法的时候，很少注意研究搜查尼古 拉耶夫住宅时没收那些材料：私人日记、写给各种组织的申诉。在这些材料中，他表 达出自己绝望的心理，不满的情绪，艰难的生活处境，“国家工作人员对待一个活人 的不公正态度”。顺便提一句，尼古拉耶夫的个性，无论是什维尔尼克的委员会，还 是佩尔谢的委员会，都不曾作为更仔细的研究目标。这些委员会的成员都没有突破既定模式的藩篱。
又过了许久，才终于由一批新的侦察人员，不受过去那一代法律工作者的教条和 成规的影响，对与基洛夫谋杀案有关的所有情况，着手进行全面、客观、充分的调查。198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算起来是第三个专门委员会，目的是另行研究与斯大 林镇压有关的材料。参加1934年12月惨案调查小组的人有：苏联检察院高级法律顾问 ю.и.谢多夫，总军事检察院高级军事检察官、司法上校H.B.库利什，苏联克格勃侦 察处长助理、司法上校A.я.瓦利托夫。检察工作进行了两年多。调查小组的总结性文件超过100页，其中还不包括大量附件、证明、鉴定材料。工作量很大，从档案中获取了许多曾认为是永远不可复得的新材料，对报刊上提出的 种种说法进行了研究。任何一个严肃的文件都没有被忽略，对国外的材料也予以了考虑。调查小组更仔细地研究了凶手的个性，揭示出许多新的极为重要的细节。对于这 些细节，30年代的调查要么故意忽略了，要么没有打算将它们同正在诉讼的案件结合 起来。这个侦检小组在谢多夫的领导下，对在尼古拉耶夫家中搜查时被没收的和 他发往各级党政机关的信件及各种文件，都一一作了技术鉴定。其中有一封信是写给基洛夫的，写信的时间是1934年 7月。尼古拉耶夫说，他曾在几个责任重大的岗位上工作，积极同“新反对派”作过斗争，从来都是党的一名忠实战士，可现在已经四个 月失业在家，对此任何人都不予理会。8 月，尼古拉耶夫给斯大林本人写信。内容全是诉苦——抱怨生活极为困难啦， 开除公职的作法不公正啦，因为提批评意见而遭迫害啦等等。没得到这封信的答复。10月，他又向联共（布）中央写信。这封信实在是内心的呐喊——家中共六口人，五个是成年人，只有妻子一个人工作。她那微薄的收入不敷全家的生活用度。从他被辞退 开始，一共向党和苏维埃机构写了数十封信。但是毫无作用。完全处于绝望的尼古拉耶夫，开始撰写并复制了许多悲伤的、感人肺腑的《自传故事》。《最后说一声永别……》就是一篇极悲愤的文字，描写遭蹂躏的心灵在失去 希望时的痛苦，在揭露社会恶习、表达准备为正义、为“历史的使命”而牺牲自己的同时，要去自杀。尼古拉耶夫与此类似的其他作品还有：《致亲爱的妻子和阶级兄弟》、《政治遗言》只是在这些作品中，他比较明确地暗示出他要策划暗杀活动。在保存下来的他自己编写的计划中，有谋杀的各种可能 方案的详细描写，毫无疑问，这是在谈谋杀基洛夫的问题。在尼古拉耶夫的日记中，不止一次有过这样的记载：他将被载入史册，人们将为 他树碑立传。他还将自己同热利亚博夫和拉季谢夫相提并论。他的亲属朋友都证明他有自大狂。考虑到他的病患和不稳定的性格，根据这些理由，曾让他免服兵役。可以 说，尼古拉耶夫需要去作心理鉴定，可是这次并没有按法律要求办事。这也叫人费解。向有15名警卫保护的政治局委员的后脑勺开枪，将他放倒在地，甚至不打算逃离现场，这对一名恐怖分子来说是无所谓的。而且他还想开第二枪自杀，但没有打中，他发抖了；正如后来的见证医生所说：他在离被害者三步之处，“处于歇斯底里发作状态。” 人们特别仔细地调查了这样一种说法：有人预谋将鲍里索夫除掉，因为他是一个 危险的见证人。在这一事件中，确实存在不少谜团。送他去斯大林处受审时，却又突然遭遇车祸身亡……在1934年的鉴定中说：“……鲍里索夫头部猛撞在硬物例如石墙上，致使颅骨破裂。”难道整个内务人民委员部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交通工具，将一名警卫人员安全送到斯莫尔尼宫的领袖身边？在经过60多年后的今天，很难解释清楚 为此目的而装备那辆一吨半普通敞篷货车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是遵循的什么原则。而且，1990年，最权威的军医鉴定专家们确认了1934年医疗鉴定的准确性。凶手如何拥有武器，他是如何弄到斯莫尔尼宫的通行证的，这些问题也都已经有 了合乎逻辑的结论。手枪根本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为掩饰第三者的踪迹设下精妙圈套 而发给他的。一切要简单得多：尼古拉耶夫早在1918年就得到了手枪，在1924年和19 30年曾两次重新登记。当时几乎所有党团工作人员都允许拥有武器，不仅如此，而且 还已经查明，1930年，这个恐怖分子还在列宁格勒一家商店买到28发子弹。由此可见， 尼古拉耶夫在搞恐怖活动前才得到武器，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斯莫尔尼宫出入证一事，解释也很简单。那些年，任何党员，只需凭党证就可以 畅通无阻地进入州委大楼。确实，尼古拉耶夫已被开除出党，可是后来又恢复了党籍。他拥有党证，只要在门岗前亮一亮，就可以上任何一层楼去。已查明，他每个月都交纳了党费，尽管他从1934年4月起就失去了工作。中央政治局委派的侦检小组只承认为客观材料所证明的准确事实。那些道听途说的，随便揣测的，常常由具应景性质的想象引起，出自他人之口的消息，则需要有力的证据。可是它们却没有证据。沙图诺夫斯卡雅的一个论断就是这样。她曾说，在审 讯中，尼古拉耶夫告诉斯大林，似乎四个月以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一直劝 他去搞这次谋杀，硬说这是党和国家的需要。沙图诺夫斯卡雅并断言，尼古拉耶夫曾三次被抓，搜出武器，似乎每次都被列宁格勒肃反工作人员释放。现查明，实际上他只被抓到一次，而且这是在1934年10月15 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肃反工作人员看过他放有手枪的皮包。他们可能没有搜查被抓者。尼古拉耶夫声言有人在四个月中唆使他去搞谋杀，这并没有具说服力的材料。所有档案都翻阅了，常到尼古拉耶夫囚室去的肃反人员卡察法的所有证词也研究过了， 受侦察者在被斯大林审问后返回时同卫兵的谈话记录也发现了。尼古拉耶夫曾向警卫 人员说：“斯大林答应不处死我，这无非一派胡言。有谁相信独裁者？他答应，只要我供出同伙，他就不处死我。我没有同伙……” 在寻找同伙时，尼古拉耶夫的日记起了作用。阿格拉诺夫很快抓住了这个记载：“我记得，我同伊万·科托雷诺夫一起去过一些经济组织，募集团的工作经费。区委 的小伙子一个个身体都很结实——他们是科托雷诺夫、安东诺夫、还有外省来的沙茨基……”侦察人员还帮助他“回忆”起另几个人。12月 6日逮捕了科托雷诺夫。他曾是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在整个预审和法院侦察期间，他矢口否认参与了基洛夫谋杀案。他在法庭上声称：“我可以 在法庭上跪下发誓，无论在安东诺夫那儿，还是在兹维兹多夫那儿，还是在尼古拉耶 夫那儿，从未听说起过恐怖行动。”另外30个人也加以否认，他们的名字是从尼古拉 耶夫口中逼出来的。在审判过程中，人们将尼古拉耶夫与其他30人隔开单独审问。开始他说，是他单独行动的，他没有任何同伙，但主持人乌尔里希很快逼他回忆起先前 的供词。尼古拉耶夫的法庭看守、肃反工作人员古谢夫后来指出，在法庭审问后，尼 古拉耶夫大声叫道：“我干什么啦！我干什么啦！现在他们都叫我下流坯！ 一切都完了。” 宣判之后警卫人员曾听到尼古拉耶夫说：“难道是这样?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用古谢夫的话说，尼古拉耶夫曾相信，最多判他三四年徒刑。另一些内务人民委员部 工作人员指出，“当宣判之后，尼古拉耶夫大声叫道，他受骗了，用头在栏杆上撞。” 阿格拉诺夫向莫斯科转交了一份特别报告。报告中说：“几乎所有被告都耐着性子， 但是非常平静地听完了宣判。而尼古拉耶夫却大叫了一声‘残忍……’” 肃反工作人员卡察法的口供保存了下来，枪决犯人时他也在场。“最先枪决尼古 拉耶夫、沙茨基、鲁勉泽夫等人。科托雷诺夫最后一个枪决，阿格拉诺夫和维辛斯基 同他作了交谈。他们对他说：‘现在即将枪决您了，您仍然可以说出真话，是什么人， 怎么组织了基洛夫谋杀案？’科托雷诺夫对此回答道：‘整个审判都是一派胡言。你 们已经枪毙了他们，现在枪毙我好了。但我们这些人，除了尼古拉耶夫，在任何方面 都是无辜的……’” 梅尔卡德尔用冰斧把托沃茨基这位“国际间谍”的脑门击破，使其死亡，只是在 行凶两年半之后才对凶手进行了审判。人们收集了罪证，进行了对质，作了侦察实验。而在列宁格勒，30名无辜者，其中包括三名大学生、一名工程师、一名大学教师、工业和海军学院的一些学员、一名维堡区苏维埃代表，他们的命运却在28天内就决定了，而且枪决在宣判后一小时就执行了。1935年1月，从已被枪决的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诺夫等人的刑事案中分出一个所 谓“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反党集团案”来。受牵连的有尼古拉耶夫的亲属——他妻子、妻妹及其丈夫、母亲、几个姊妹、一个兄弟，以及密友科托雷诺夫、安东诺夫等。这 些人在1934年12月已被枪决。在77名被审判的人中，许多人互不相识，但他们全都被 控参与了谋杀案。1936年 8月镇压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托洛茨基——季诺 维也夫“莫斯科”中央和“联合”中央的参加者，罪名是从事反苏活动，通过他们建 立的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诺夫恐怖小组凶残地杀害了基洛夫。1988年 6月13日，他们由苏联最高法院恢复了名誉。上述被称为中央的机构已证 实并不存在，因此类案件被判刑的人也未参与基洛夫谋杀案。1990年，苏联总检察长 就1934年12月30名无辜被告判处死刑—案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枪毙他们的非法判决 作废了，被处决者行为中没有犯罪要素这个刑事案件取消了。但是，在尼古拉耶夫的判决上却没有作出改变。什么阴谋都不存在。谋杀案件是一个人干的。1991年新年前夕，最高法院公布了 一项决定，消除了对所谓“列宁格勒中央”即科托雷诺夫、安东诺夫等人的最后疑点。他们成为这一案件中最后取消不公正指控的人，笼罩在幸存下来的亲友头上56年的无形阴影也烟消云散。
这样，第三次审查的结论便是一致的了.雅科夫列夫认为基洛夫谋杀案是一个人单独干的，客观证实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参与了斯莫尔尼宫惨剧的材料一无所有。不过，斯大林利用了基洛夫谋杀案这一事实，对自己思想上和假想中的反对者进行了镇压，这 一点却是没有争议的。侦检小组的意见在报刊上公布了。政治局的委员会对这个小组 的结论是否同意呢？正如委员会主席A.H.雅科夫列夫声称的，对基洛夫谋杀案的情况 进行调查的检察院和克格勃工作人员，表现出的“更多是司法角度”，因此应当再回 到这个案件上来——因为这里的谜团太多了。根据列宁格勒州委工作人员斯维什尼科夫提供的证词，在那个不幸的日子，早上10点钟，基洛夫曾往斯莫尔尼宫给他打电话，说他不到斯莫尔尼宫来了，嘱他将州委里准备好的一批发言材料送到他家里去。另外还有三个电话：有一次是12点钟打给罗斯利亚科夫的，有两次是打给第二书记丘多夫的。给丘多夫打的后一次电话是在下午3点零几分。下午3点，丘多夫在斯莫尔尼宫开始开会，研究废除粮食供应卡的问题。从电话交谈中，大家知道基洛夫不打算到州委来。他要到乌里茨基宫的积极分子中去 讲话。他一生最后一个半小时的情况，精确到每一分钟地复现出来。下午 4点整，他从 位于曙光街的家中出了门。他步行走过几个街区，在一座桥边坐上了等候在那里的汽 车，往乌里茨基宫去了。那座桥当时叫拉文斯特沃桥，在他死后被命名为基洛夫桥。4点半钟，他意外地出现在斯莫尔尼宫。他没有经过一下子就可以进入他办公室的“ 秘书”侧门，而是走的大门。有一个假说称，有人给他打电话，叫他到斯莫尔尼宫去用政府专用联络线路同莫 斯科通话。但是，为这件事情是不必去斯莫尔尼宫的，因为他家中就有政府专用线路 电话。不排除他需要一些补充材料，便决定顺道去取的可能性。党的积极分子定在下 午 6点去乌里茨基宫，也许基洛夫的演讲准备工作比他估计的结束得早一些，他便决 定到丘多夫那里去参加一会儿会议。然而这一切都出自假设。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下午2～3时，尼古拉耶夫携带手 枪畅通无阻地通过门岗，进入了州委书记乌加罗夫的办公室，索要进入乌里茨基宫开 党员积极分子大会的通行证，但遭到了拒绝。然而他并没有离开斯莫尔尼宫。他在走 廊上走来走去，坐在一个窗台上，在州委书记们的办公室旁边迟疑不决。基洛夫出人意料地来到了走廊里。于是响起了不祥的枪声。基洛夫的私人警卫鲍 里索夫不在他身边——他在走廊上什么地方慢吞吞地走着。基洛夫除了贴身警卫外， 还应有一位外出警卫来保护，而且在州委书记办公室走廊上还应有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值班。但在开枪的时候，四名保安人员一个也不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