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斯蒂格利茨为什么被称为“现代摄影之父”
-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理论在保险市场是怎样体现的
-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的新增长理论
- 斯蒂格利茨是犹太人吗
-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
-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如何解决在单一保费政策市场上，均衡点不存在的问题
-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金融经济学产生的影响是怎样的
-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论文对经济学领域有什么影响
-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的核心内容
斯蒂格利茨为什么被称为“现代摄影之父”
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是美国摄影史上的一位巨匠式人物。
斯蒂格利茨在摄影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组织发起了摄影分离主义，又称作“摄影分离派”。斯蒂格利茨25岁时，他独特的艺术天分却已开始显山露水。在1902年前后，斯蒂格利茨开始对“画意摄影”的许多艺术观念提出质疑，1902年，他在美国建立了摄影分离派，创办刊物，开设“291”画廊，不遗余力地的提供条件，不计报酬地介绍和扶持欧美的前卫画家、摄影家，如塞尚、毕加索、马蒂斯、卡塞比尔、戴维·希尔、怀特、斯泰肯等。20世纪以来，美国能超过英法成为世界艺术摄影的前卫，与斯蒂格利茨付出的不懈努力不无关系。
关于摄影分离主义，斯蒂格利茨这样解释道：“将那些献身于画意摄影的松散的美国人组织起来，通过努力使人们认识到画意摄影不是艺术的陪衬，而是表达个人的一种独特的手段”。他力图强调摄影不仅在技术手法上，更要在表达个体的个性意义上更多地考虑摄影本身的规律和特点，使摄影变得更纯粹化，独立于绘画之外。斯蒂格利茨提倡“纯摄影”，即发挥摄影自身的特质，照片的影像要真实清晰，影调要丰富而层次分明。
他的纯摄影理念的倡导其意义当然超过了“怎么拍一张照片”的问题，而是对摄影艺术独立空间的一种拓展，也就是说：摄影就是摄影，而不是其它艺术的附属。斯蒂格利茨在摄影的巨大成就，使他被誉为“当代摄影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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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说，在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之前，摄影师都是运用各种手段去模仿绘画，缺乏自己独立的摄影理念。而在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的努力下，摄影开始用纪实性语言展示自己的魅力，成为一门公认的独立的新的艺术，嗯，这就是——摄影艺术。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理论在保险市场是怎样体现的
斯蒂格利茨用保险市场的例子向人们展示了他的理论。在保险市场上，承保人总是希望被保险人发生事故的概率越小越好。因为被保险人发生事故的概率越小，承保人赔付的概率就越小，因此承保人盈利的概率也就越大。但在保险市场上，被保险人比承保人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被保险人和承保人之间，存在着不对称的信息。例如，被保险人更清楚地了解自己是否健康，在多大程度上会生病等。当承保人由于缺乏信息而不了解被保险人的真实情况时，承保人就无法区分谁是发生事故的高风险者，谁是低风险者。承保人因此就可能向市场提供一视同仁的保费政策。这个单一的保费政策是建立在对于市场上所有被保险人的平均风险基础上的。但显然，在实际中有的人发生事故的风险高，有的人风险低。低风险者的风险低于全体被保险人的平均值，因此面对着这单一的保费政策，那些低风险者就会感觉到这个保费对他们来讲太高了而不情愿购买这个保险，所以他们就退出了保险市场。当市场上只剩下那些中高风险者后，承保人赔付的概率也增大了。这时，承保人为了确保盈利，就不得不提高保费。面对更高的保费，那些本来还愿意购买保险的中等风险者也会由于以上同样的原因而退出保险市场。当市场上只剩下高风险者后，承保人就不得不再次提高保费，最后高风险者也退出了保险市场。本来保险公司希望低风险者留在市场，高风险者退出市场。但实际结果却事与愿违，因此这也是一个逆向选择。这个逆向选择最终又导致了一个市场失效。斯蒂格利茨因此揭示出，在一个单一的保费政策市场上，均衡点是不存在的。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的新增长理论
新增长理论的产生虽然比新贸易理论稍晚几年，但它在基本理论方面的经历非常类似于新贸易理论：它同样经历了从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向垄断竞争、从外部性或溢出效应等外部规模经济向内部规模经济的转变过程，它同样得益于D-S模型的启发。具体地讲，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第一
个版本新古典增长理论中，长期经济增长率严重地依赖于技术进步率，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技术进步率是外生的。为了寻找经济增长的内生决定因素、并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难以很好地解释的某些经验事实（如收敛和移民等）做出更合理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了以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为代表的第一轮新增长理论。它主要借助于外部规模经济（干中学、外部性和溢出效应等）和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进行理论探索，即在整个经济呈现出规模经济、但个别厂商遵循收益递减（从而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相容）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罗默（1987，1990）、阿洪和豪伊特以及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系列论文或著作，则开始将不完全竞争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发起了以D-S模型为基础的第二轮新增长理论。下面以罗默为 例，简要介绍该模型与新增长理论之间内在联系。 罗默（1987，1990）借用了埃塞尔（1982）发展的D-S模型生产函数，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考察了产品种类导致内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其中，在罗默所发表的《以专业化引起递增收益为基础的增长》（1987）的论文中，最终产品部门的产出仅是劳动和中间品投入的函数；在《内生技术变迁》（1990）的论文中则将人力资本投入考虑进来。在罗默（1990）的模型中，存在着最终产品、中间产品和研究开发三个部门。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 = HY,Y=L和Y=x_i分
别为人力资本（用于最终产品部门的部分）、简单劳动和中间品投入；研究开发部门的产出（新设计）是人力资本和知识存量的函数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
；中间品部门则利用某种资源（如资本）和新设计，生产作为最终产品部门投入的中间品，假定每生产单位的中间品需要η 单位的资本。 不必详细推导均衡的求解过程，我们就可以发现该模型的内生增长含义。由于中间品的生产及其在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中是对称的，因此均衡条件下每种中间品的产量应该是相同的，记之为x 。假定研究开发部门决定的中间品种类为A，那么必有，即 。将x代入最终品部门的生
产函数可得 。该生产函数表明，即使人力资本HY 、劳动L和资本K三种投入保持不变（与新古典假设一样，这些投入对产出是一次齐次的），中间品种类N的不断增加就可以导致产出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福利的不断改善。 上述分析表明，D-S模型及其提供的分析框架在没有增加任何复杂性的情况下，对内部规模经济现象做出了很好的理论解释。目前，它基本上已成为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标准工具。另外，正是由于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这一创造性贡献，经济学家现在可以将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放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分析，并在很大程度上将二者视为相同的经济问题（不外乎产品种类的增加和社会福利的改善）。
斯蒂格利茨是犹太人吗
是的。
斯蒂格利茨出生在有着一半犹太血统的德国家庭，是家中的6个孩子之一，全家于1849年移民美国。
施蒂格利茨的青少年时代生活舒适，
家庭非常重视他的教育。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
宏观经济方面：蒙代尔，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称为“欧元之父”，主要研究国际金融，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
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主要研究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罗伯特·卢卡斯，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性预期学派的创始人。
本·伯南克，美联储主席，曾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在大萧条理论，货币政策方面有所建树。
樊纲，现在国内比较知名的经济学家。
斯蒂格利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信息经济学方面很有作为，曾在世界银行和IMF任职。
曼昆，学经济学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人。
杰弗里·萨克斯，休克疗法之父和临床经济学创始人，对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比较了解。
埃德蒙·菲尔普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修正了宏观经济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加深了人们对失业和通货膨胀的了解。
农业经济学方面：北大林毅夫，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他的老师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现代农业经济学创始人，著有《改造传统农业》，可惜已经逝世了。
张五常，在农业制度方面比较突出。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哈佛大学博士著有《农业与工业化》，获得过大卫·威尔士奖。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如何解决在单一保费政策市场上，均衡点不存在的问题
斯蒂格利茨指出，承保人可以通过向市场提供多种形式的保费政策来解决这一问题，典型的形式为保费与自负额(或称免赔额)的组合。所谓自负额就是一旦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不是100%地赔偿被保险人的损失，被保险人也承担一部分损失，这部分就是自负额。当然，自负额越高，保费就相应地越低(理论上讲，当自负比例为100%时，保费应当为零，也即不购买保险)；自负额越低，保费就相应地越高。所以，保险公司可以提供低保费、高自负额及高保费、低自负额两种不同的保费政策。面对这两种不同的保费政策，高风险者不倾向于购买低保费、高自负额的保险。因为他们发生事故的风险比较高，而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将面临着较高的自负额。所以他们倾向于购买高保费、低自负额的保险。而那些低风险者却倾向于购买低保费、高自负额的保险。因为他们的风险比较低，真正发生事故的概率比较小，所以他们不太顾虑高自负额。这样一来，不同顾客选择了不同的保费政策这一事实本身即将他们在承保人面前区分开来。承保人因此而得以识别谁是高风险者，谁是低风险者。至此，承保人就从投保人自我选择行为中获取了关于消费者的信息。所以，承保人提供的这一政策具有让投保人自我甄别的功能。这样，在高、低风险两个分开的市场上，都达到了市场均衡。逆向选择被避免了，市场失效也被避免了，问题从而得以解决。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金融经济学产生的影响是怎样的
斯蒂格利茨在其他方面也建树颇多。他曾与格罗斯曼在198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论信息性有效市场的不可能性》引出了所谓的“格罗斯曼—斯蒂格利茨悖论”，即，如果市场上所有相关信息都在市场价格上体现出来，经济实体就再也没有积极性会尽力去获取这些信息。但如果每一个人都不掌握这个信息的话，那么就必有某些人会设法去获取这些信息以图盈利。因此，信息有效均衡点是不存在的。这一研究对金融经济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还与维斯(AndrewWeiss)在1981年发表的“不完善信息市场中的信用配给”论文里共同研究过不对称信息情形下的信用市场。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论文对经济学领域有什么影响
斯蒂格利茨在1976年和罗斯柴尔德合写的《竞争性保险市场中的均衡：一篇关于不完善信息经济学的论文》具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们关于均衡的分类，现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学中，特别是信息经济学的规范概念。他的文章在信息经济学领域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可能是引用率最高的。在他的很多论文中(其中很多是与别人合著的)，他反复指出如果忽视了信息的非对称性，经济模型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误导。
斯蒂格利茨与罗斯柴尔德在《竞争性保险市场中的均衡：一篇关于不完善信息经济学的论文》一文里总结了阿克洛夫与斯彭斯两位学者的工作，并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终于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因此这篇论文也成了斯蒂格利茨在不对称信息研究方面的经典之作。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的核心内容
D-S模型的核心内容体现在消费和生产两个方面：
（1）他们通过构造一个包含产品种类的
D-S效用函数，推导出了特定形式的需求函数和张伯伦dd曲线与DD曲线； （2）他们假定每种产品的生产都具有不变的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这意味着成本函数具有平均成本递减和边际成本不变的性质，从而呈现出内部规模经济的特征），然后结合需求函数和新厂商自由进入的条件，求得每个厂商的均衡产量、均衡价格和产品种类数量。
为了讨论产品数量和产品种类的关系，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首先将整个经济分为两部分：某个行业（集团或部门）和行业之外的其它部分。假定行业内部的各种产品之间具有很好的替代性，但与其它行业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则很差。如果将行业之外的所有产品用x0表示
，行业内的各种产品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
表示，则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
,其中1 / (1 − ρ)是行业内部各种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这里假定效用函数对行业内的每种产品是对称的）。此外，为了保证效用函数的凸性，假定0 《 ρ 《 1。 为了在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
的预算约束下，求出实现上述效用函数最大化的每种产品的最 优消费数量，他们构造了关于产品数量和价格水平的两个指数：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
和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
, 其中β = (1 − ρ) / ρ 大于零（因为0 《 ρ 《 1）。在上述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效用函数，可以求出消费者对行业内每种产品的最优消费数量：xi = y(q / Pi)，这也就是产品xi的需求函数。 在n很大的情况下，可以忽略每种产品的价格pi对价格指数q的影响，这时的需求函数就表现为张伯伦dd曲线，其需求价格弹性为。然而，如果行业中每种产品的价格都发生变化，那么这些个别的微小效应就会变为不容忽视的较大影响，将pi对q的影响考虑进来后的需求曲线就是张伯伦的DD曲线。一般而言，dd曲线和DD曲线都是向下倾斜的，但dd曲线具有更大的需求弹性。
为了求解市场均衡时的均衡价格、均衡产量和产品种类，必须考察
厂商的生产条件。假定每个厂商的成本函数都采取如下形式：C(xi) = a + cxi，其中a为固定成本，c为不变的边际成本。为了求出市场均衡解，他们采用了利润最大化的两个条件：第一，每个厂商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第二，新厂商自由进入，直至净利润恰好为零（即对第n个厂商有(Pn − c)xn = a）。由于效用函数和成本函数都是对称的，因此在市场均衡时，每个厂商具有相同的均衡产量、面对同样的均衡价格。因此，根据需求函数和上述两个生产条件，可以求得均衡价格Pe = c(1 + β) = c / ρ、均衡产量xe = a / βc和产品种类n。 以上内容是D-S模型的核心，也是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予以借鉴和应用的主要方面（该模型还包括在各种情形下对市场均衡和社会最优的比较）。概括地讲，该模型的核心假定，一是构造了体现产品种类的D-S效用函数，二是假定厂商具有不变的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求解该模型一般均衡的主要方法，是根据效用函数求出行业内各种产品的需求函数，然后结合利润最大化（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和自由进入（边际厂商的净收益为零）条件求得均衡产量、均衡价格和产品种类
。 D-S模型的主要贡献，是为考虑产品种类的垄断竞争模型提供了简洁的分析框架。正如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论文引言部分所指出的，尽管兰开斯特的产品特性法、霍特林的空间模型法、以及均方差资产选择模型也对产品种类进行了模型化，但这些间接的方法较为复杂，难以进行一般均衡分析和进一步应用。我们可以看到，在新贸易理论以及保罗·罗默（1987，1990）和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等人的新增长理论中，D-S模型构成了基本的逻辑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