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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赫尔岑，培根是哪国人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l802～1885）是法国浪漫主义学运动的领袖，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一生几乎跨越整个19世纪，他的文学生涯达60年之久，创作力经久不衰。他的浪漫主义小说精彩动人，雄浑有力，对读者具有永久的魅力。
赫尔岑，俄国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思想家，1812年4月6日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贵族地区家庭。在具有进步思想的家庭教师启蒙教育下，从小就向往自由，憎恨专制制度。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遭到镇压，对他影响很大。14岁的赫尔岑和挚友奥格辽夫在莫斯科城郊麻雀山上庄严宣誓，决心继承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传统，“替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报仇” 。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是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他竭力倡导“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论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Histories make men wise, poets witty, the mathematics subtle, natural philosophy deep, moral grave, logic and rhetoric able to contend)”。他推崇科学、发展科学的进步思想和崇尚知识的进步口号，一直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这位一生追求真理的思想家，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赫尔岑汉语拼音
根据我国最新版的新华字典：
赫尔岑共计3个汉字,
每个汉字对应的拼音为：
hè ěr cén
高尔基,雨果,托尔斯泰,赫尔芩,培根,是哪个国家的
1、玛克西姆·高尔基——前苏联著名作家;
2、维克多·雨果——法国作家;
3、列夫托尔斯泰——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4、赫尔岑——俄国哲学家，作家、革命家；
5、弗朗西斯·培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散文家、哲学家;
人物介绍：
一、玛克西姆·高尔基
玛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1868年3月16日—1936年6月18日），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姆维奇·别什可夫，前苏联作家、诗人、评论家、政论家、学者。
高尔基于1868年3月16日诞生在伏尔加河畔下诺夫戈罗德镇的一个木匠家庭。4岁时父亲去世，他跟母亲一起在外祖父家度过童年。10岁那年，高尔基开始独立谋生。他先后当过学徒、搬运工、看门人、面包工人等，切身体验到下层人民的苦难。在此期间，他发奋读书，开始探求改造社会的真理。1884年，他参加民粹党小组，阅读民粹党人著作和马克思的著作，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1905年，高尔基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06年，高尔基受列宁的委托，由芬兰去美国进行革命活动，在美国出版长篇小说《母亲》。后定居意大利卡普里岛。1913年，高尔基从意大利回国，从事无产阶级文化组织工作，主持《真理报》的文艺专栏。1917年十月革命后，伴随着革命出现的混乱、破坏、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各种暴力事件，高尔基与列宁及新政权之间产生了矛盾。1921年10月，由于疾病，也由于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分歧，高尔基出国疗养。
1928年，高尔基回到苏联，在斯大林的安排下，他在俄罗斯作了两次长途旅行观光后决定回国定居。1934年当选为作协主席。回国后的高尔基作为苏联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为苏维埃的文化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但20世纪30年代苏联出现的种种问题又使他与斯大林及现实政治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1936年6月18日，68岁的高尔基因病去世。
二、维克多·雨果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年2月26日—1885年5月22日），法国作家，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一生写过多部诗歌、小说、剧本、各种散文和文艺评论及政论文章，在法国及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三、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以及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幼年》《少年》《青年》。
四、赫尔岑
赫尔岑（1812年～1870年）（Alexander Herzen），俄国哲学家、作家、革命家。赫尔岑被称为俄国社会主义之父。在信仰上，赫尔岑是农业民粹主义（agrarian populism）或农业集体主义（agrarian populism）、唯农（民）论（Agrarianism）的倡导者。
五、弗朗西斯·培根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一1626年），第一代圣阿尔本子爵（1st Viscount St Alban），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散文家、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实验科学的创始人，是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又是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主要著作有《新工具》、《论科学的增进》以及《学术的伟大复兴》等。
培根12岁入剑桥大学，后担任女王特别法律顾问以及朝廷的首席检察官、掌玺大臣等。晚年，受宫廷阴谋逐出宫廷，脱离政治生涯，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活动，写成了一批在近代文学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伟大的复兴新工具论》。
另外，他以哲学家的眼光，思考了广泛的人生问题，写出了许多形式短小、风格活泼的随笔小品，集成《培根随笔》。1626年3月底，培根由于身体孱弱，在实验中遭受风寒，支气管炎复发，病情恶化。1626年4月9日清晨病逝。
弗朗西斯·培根—百度百科
赫尔岑—百度百科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百度百科
维克多·雨果—百度百科
玛克西姆·高尔基—百度百科
赫尔岑是哪个国家的人
俄国
简介：
赫尔岑（1812～1870）Herzen，Aleksandr 俄国哲学家，作家，革命家。 1812年4月6日生于莫斯科古老而富裕的官僚贵族雅可夫列夫家，1870年1月21日卒于巴黎。他是私生子，所以不能继承父姓，但他的父亲十分爱他，给他取赫尔岑为姓，德语意为“心”，并使其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代受十二月党人思想影响，立志走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道路。1829年秋进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数理科学习。学习期间，他和朋友奥加辽夫一起组织政治小组，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宣传空想社会主义和共和政体思想。
个人经历：
1833年大学毕业后，曾计划出版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因1834年被捕入狱未实现。1835年，他以“对社会有极大危险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被流放。在长达6年的流放期间，他目睹外省官场的腐败和广大劳动者的苦难生活，进一步加深了对农奴制罪恶的认识。1842年回到莫斯科，立即重新投入战斗。努力研究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写了《科学上的一知半解》和《自然科学研究通信》等哲学著作，认为自然界的事物是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它的存在是无限的。意识是自然界派生的，思维的规律是被意识到的存在的规律。宣传辩证法和唯物主义，鼓吹“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很快和当时在彼得堡的别林斯基齐名，成了俄国进步思想界领袖。
文学成就：
赫尔岑于30年代末被流放时开始文学创作。早期中篇小说《一个年轻人的札记》带自传性质。40年代中后期，他在别林斯基主编的《现代人》杂志上接连发表3部小说。长篇《谁之罪？》写3个男女主人公来自3个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是俄罗斯的优秀分子，最后却都陷入同样的“灾祸和不幸”。谁之罪？小说没有正面回答。但作者通过3人的不同身世、经历和社会关系的具体描写，清楚地表明铸成主人公们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度。另两部都是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和《偷东西的喜鹊》。这3部中长篇小说显示了赫尔岑卓越的艺术才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立场鲜明却又不给人以说教之感。作品的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比较完美的艺术技巧，使他成为19世纪中叶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代表之一。
政治主张：
1847年初，赫尔岑携家到欧洲，大部分时间住在英国和法国，成了政治流亡者。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使赫尔岑思想上发生危机。他对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感到失望，转而寄希望于日益高涨的俄国农民斗争，错误地认为俄国可以在保留宗法制的情况下通过农民村社实现社会主义，这又为后来的民粹主义奠定了基础。但即使在思想最矛盾甚至悲观失望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过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1853年他在伦敦建立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后又和奥加辽夫一起在那里出版《北极星》和《警钟》期刊，登载揭露沙皇专制制度的文学作品和各种文章、资料，宣传打倒地主、解放农民的民主思想。这些刊物当时被大量秘密运回俄国，促进了解放运动的发展。到了1870年，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第一国际的积极活动，他又在工人阶级身上看到未来社会的希望。
在流亡期间，赫尔岑还写了一部包括日记、书信、随笔、政论和杂感的长篇回忆录《 往事与随想 》。作者自称它是“历史在偶然出现于其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全书共7卷，记述了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夕的半个世纪里俄国和西欧的社会生活及革命事件，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把重大社会事件同作家个人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贯穿其中的主要线索，是他一生对革命真理的不倦探索和对光明未来的坚定信念。这是一部独特的文学作品，它不仅内容丰富，思想深广，文笔也生动活泼。
综述：
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赫尔岑一生未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是无论作为革命家、哲学家或文学家，他的作用都是巨大的。列宁在评价赫尔岑时，一方面指出他的错误和弱点，另一方面一再肯定他“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旗帜来反对沙皇专制制度这个蠹贼的第一人”，称赞他是“在俄国革命的准备上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
名言：
1.要坚持真理---不论在哪里也不要动摇。
2.因为真理是灿烂的，只要有一个罅隙，就能照亮整个田野。
3.不读书的人就不能算是一个完人。
4.我们不懂，我们又怎么能懂？ 也有人热泪涔涔，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
5.不去读书就没有真正的教养，同时也不可能有什么鉴别力。
6.流行都是好的。那么，流行感冒也是好的吗？
7.如果缺乏努力和意志，如果不肯牺牲和劳动，你自己就会一事无成。
8.书，这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精神上的遗言，这是将死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告，这是准备休息的哨兵向前来代替他的岗位的哨兵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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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第二声
岑
拼音： cén
岑
拼音： cén
岑
拼音： cén
赫尔岑 彼岸书
赫尔岑：《彼岸书》导言
为了向莫洛尔女士（Lady Ottoline Morrell）解释俄国革命，罗素（Bertrand Russell）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结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惟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国革命开道铺路，而造成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骛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中，复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
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以赛亚·伯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政治哲学根本问题上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论》有绝顶重要的贡献。作为思想家，他的独创性，是本诸一种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兼融一种纯属欧陆的、对观念及其政治实际影响的执着；他的论述里充满一个信念，认为，要了解观念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巨大专断见地”（‘greatdespotic vision�）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过去半个世纪，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对这种冷漠，他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建树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动明澈的论文与演说杰作里，他广涉欧洲重大思想传统，博观后文艺复兴世界（thepost�Renaissance world）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格。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更深入探讨俄国知识阶层现象。
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live through�）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题目的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为，人类道德行为随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而转移，他取他认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选取的问题是：所有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的终极解答、人类是不是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里，他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讲究其心理与历史根源与后果。他提出一个论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设的逻辑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而发现，有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而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的人类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个极力脱卸担子，使人不必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担子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定失败”。
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活之钥，寓于温和（moderation）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synthesis）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据他所见，一个人若想认识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质，道德上这种永远可能的不确定性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主张纷杂多样的人类目标与志向既无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从属于某种超越的目的，那么，个人自我指导而不受国家、教会或党派指导的权利，分明至高无上。不过，他认为，这信念固然隐含于某些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之中，惟因一贯的多元论所导致的后果极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层次上利于西方传统里一些居于核心、未受批评即获成立的假设，故极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讨论维科（Vico）、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与赫尔德（Herder）的精要文章，以及在“历史的必然性”（HistoricalInevitability）里，他曾彰明，少数详述多元论后果的思想家素来一贯遭受误解，其创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论》里，他认为，世界上的多元论识见，往往是历史上的幽闭恐怖症（claustrophobia）的产物：思想与社会僵化之时，一致化（conformity）的要求对人类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钳制，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扩伸个人责任与自发行动的范围。然而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元论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更容易染患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a）：在历史危机时刻，由于必须作抉择，人心生出恐怖与精神病症，遂汲汲于让弃道德责任的疑虑与苦恼，换取决定论的识见——或保守、或激进的决定论；这些识见赋予他们“囚禁中的平静、自足的安全、一种终于找到自己在宇宙里的适当位置的感觉”。他指出，对确定事物的渴求，从来莫过于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论》就是一项强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过层层转深的道德体悟。亦即透过一个“复杂的”世界观，察识这类确定事物所根据的基本谬误。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相信，这种层层加深的体悟，可由研究俄国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获得。但他的结论与他们殊不相同。他怀着使他对欧洲思想家产生全新洞识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国知识阶层成员尽属狂热一元论者之说。他彰明，他们的历史困境强烈地使他们对一元与多元两类世界观俱有好尚——俄国知识阶层迷人之处是，他们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员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结果是他们一场极为专心的自我反省，而对我们这时代的重大问题产生了许多先知式的洞识。
俄国那场产生了一连串千禧年政治教条的极端广场恐怖症，其起因已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将俄国造成一个立志国家。在随那场革命失败而来的政治反动里，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与其落后祖国深相疏杂。精力既失实际发泄口，他们将他们的社会理想主义转入一种宗教般专致的真理追寻。他们透过当时风靡欧洲的历史哲学（historiosophical）唯心哲学体系，希望找到一个使周遭的道德与社会浑沌状态具有意义，而且使他们能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一元真理。
由绝对价值的这股渴求，产生了一种毁誉参半的一贯性。伯林指出，这种一贯性是俄国思想家的最显著特征——他们习惯于将观念与概念推究到最极端、甚至荒谬的结论：未达推理的极端结果而止步，他们视为道德怯懦之征，表示你对真理的献身不够充分。不过，伯林强调，这种一贯性背后，还有第二个而与第一个互相冲突的动机。西化的少数人由教育与阅读而吸收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自由与人性尊严理想，而尼古拉一世的强力专制在这些人心中产生了比较先进的欧洲诸国所没有的幽闭恐惧症。结果，俄国知识阶层追寻绝对价值，其入手第一步，就是激烈摒弃绝对价值——政治、宗教、社会上的传统与固有信仰、教条、建制；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扭曲了人对自身及其适当社会关系的看法。正如伯林在《俄国与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欧洲诸次革命之败，影响所及，加速了这个摒弃过程。俄国知识阶层自此极不信任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的万灵药。在俄国知识阶层道德最敏感成员心目中，思想的一贯（intellectualconsistency）主要意指他们所谓“忍苦体行”（suffer through）真理，亦即透过一个痛苦的内在解放过去，剥去一切安慰人心、传统上因袭掩饰，或者为社会与道德专制制度设辞辩护的幻相与片面真理。这一步，导致他们针对日常社会与政治行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设，作涵义深远的批判。这种一贯、连同其中由信仰与怀疑交杂而来的种种紧张，以及其所导出的洞识，就是伯林俄国思想家几篇文章的中心主题。
在几幅个别思想家画像里，他显示，俄国知识阶层几位最杰出的成员由于既怀疑绝对价值，后又渴望发现某种统一的、一举解决所有道德操持问题的真理，因而内心不断分裂交战。有些人屈服于后面这股冲动：巴枯宁以挞伐独断教条对个人的暴虐而成名，开创其政治生涯，及其终也，反要求人完全附从他自己所持素朴农民特具智慧的独断教条。此后，一八六�年代许多破坏偶像的青年“虚无主义者”未加疑问，即接受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教条。其他思想家比较严肃而持恒。批评家别林斯基经常被举为俄国知识阶层非人狂热的至高例子：由黑格尔原则，他推论尼古拉一世的专制为宇宙和谐的表征，世人应违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极为动人的别林斯基研究里，伯林指出，信仰的渴求容或导致别林斯基一时维护如此可怕的命题，未几，他的道德诚实仍驱使他摒绝这盲惑之见，转取一种炽热的人文主义，而宣斥一切巨大时髦的历史哲学体系为要求活生生个人向抽象理想牺牲的莫洛克神（moloch）。别林斯基其人具现了俄国这种一贯性里的矛盾：知识分子原本欲求一个能抵制破坏的诱惑的理想，这欲求却导使他们致力于破坏，而以他们的热情与清明暴露了某些社会与人性假设（绝对与普遍解决法信念基础所在的假设）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里讨论主导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想的民粹主义传统，文中他彰示民粹主义者有一点遥遥领先他们的时代，他们知觉到深信生产过程可以量化、中央化与理性化的当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进步理论里所蕴蓄的非人涵义。
知识阶层大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以破坏为主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面，以备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建构。依伯林所见，此事与我们这时代具有异常的关联：我们这时代，惟有一贯的多元论能保护人类的自由，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劫掠侵夺。他并且显示，这种多元论充分显现于一位创意至今仍大受忽视的思想家观念之中——其人即赫尔岑。
赫尔岑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个信仰过时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在两篇讨论赫尔岑的文章，以及在他为赫尔岑最伟大作品《彼岸书》与《往事与随想》撰写的导论里（（这两篇导论，本书未录。《往事与随想》导论收于即将出版的选集《反潮流》。）），伯林转变了我们对他的了解，确立他为“俄国三位天才道德导师之一”、现代一些关于自由的最深刻论述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