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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岭白刃战

高家岭白刃战(日本鬼子在白刃战时都要退出子弹(不准开枪)的真正原因是为什么)

shqlly shqlly 发表于2022-10-30 18:14:51 浏览112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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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鬼子在白刃战时都要退出子弹(不准开枪)的真正原因是为什么

  二战里面,日军在白刃战前先把子弹退掉然后拼刺刀,是一个怪异而引人注目的战术。这确实是其步兵操典的规定,这一规定因为看起来迂腐而令人困惑,然而,它决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也不全是捍卫武士道的尊严,而是日本军队根据实战检验做出的结论,这和日军的兵器,作战特点是相吻合的。
  日军在白刃战前退出子弹,是指双方开始班以上规模近距离格斗的时候,而不是只要一准备肉搏,冲锋的时候就退掉子弹,那纯粹是自杀行为。当时各国军队都一样,在冲锋的时候不但不能退出子弹,而且整个过程中要全力射击,尽量压制对方火力,比如军事作品《亮剑》,就有这样一段真实的描写:“随着最后一批手榴弹的脱手,伏在坡下的突击队一跃而起,疾跑中二十挺轻机枪同时开火,组成密集的火网,日军工事在密集的弹雨下被打得烟尘四起,在爆炸后残存的日军士兵又恢复了强悍的本色,他们嚎叫着还击,面无惧色。八路军突击队员们不断倒下,后面的候补射手又迅速补上,双方杀红了眼,有些日军士兵杀得性起,竞毫无遮拦地端着刺刀从工事中跳出来迎着弹雨进行反冲锋,但顷刻间被打成蜂窝状,短短30米冲击距离,李云龙的第一突击队的机枪手们全部阵亡,无一生还。。。”战争是残酷的,日军对这一点的认识和其他国家军队并无区别,事实上太平洋战争中,无论塞班还是冲绳,日军发动步兵冲击的时候,都是一边射击一边前进,并且把轻机枪手放在一线,以增强压制火力(因为一线日军一直没有装备冲锋枪)。
  这倒不太用担心误伤自己人,二战中,步兵冲击的散兵线即便以所谓“密集队形”发动攻击,其队形也远比冷兵器时代松散,士兵前后重叠的概率不高。真正采用那种传统意义的密集队形,冲击的效果往往很糟,比如瓜达尔卡纳尔日军对“血岭”的密集队形冲击,中国军队在忻口会战中对1002高地的强袭,过于密集的队形,造成己方后方人员的武器无法使用,而对方的武器命中率则大大提高,徒然增加自己的伤亡。
  根据日军自己的统计,在白刃战开始以后,保留步枪子弹造成的损失比收获更大,明令白刃战开始后子弹退膛,正是依据这个判断。究其原因,我想主要有以下两个:
  第一,日军使用的步兵轻武器性能限制
  日军的制式轻武器,最典型的就是三八式步枪,它继承了其前辈村田式步枪的特点,那就是弹丸初速高,瞄准基线长,枪身长。这样的特点使三八式步枪射程远,打得准,也适合白刃战,不但日军喜欢用,中国军队缴获后也喜欢用,战前还从日本进口过一批。但是它也有缺点,因为弹丸初速高,质量好,因此命中之后往往易于贯通,创口光滑,一打两个眼,对周边组织破坏不大,在杀伤力上不如中国的中正式步枪。白刃战中,这个缺点更为突出,因为白刃战中双方人员往往互相重叠,使用三八式步枪,贯通后经常杀伤自己人,而且,由于贯通后弹丸速度降低,二次击中后弹丸会形成翻滚,变形,造成的创伤更为严重,而被贯通伤的对手未必当场失去战斗力,仍然能够反击!在二战中国战场,因为装备和训练的优势,日军人员损失与中国军队相比,达到1:4甚至1:6的水平,而且日军处于人员劣势,因此,使用三八式步枪在肉搏战中开枪射击,因为误伤造成己方大量减员,显然是赔本的事情。
  第二,日军对白刃战的战术认识
  白刃战中,日军标准的刺杀准备姿势为一手握前护木,一手握枪托前段弯曲部,枪托稍下垂在支撑腿侧面,半斜向面对对手,刺刀尖略与眉平,这样,枪从斜上方到斜下方,正好护住颈,胸,腹要害,而刺刀一甩就可以突刺。问题是如果您摆一下这个姿势,就会发现原来这样一比划,枪口根本就不是朝向对方,而是朝向斜上方的天空!因此,格斗起来,射击的机会很难比突刺的机会更多。而如果作射击准备,手指必须放在扳机上,这就造成了两个严重问题,一,只要双方武器一相交磕碰,就会走火,二,手指不能全力握枪,影响了持枪姿态,拼杀中使不上全力。另外,三八式步枪太长,转动枪口瞄准对方的力距也长,如果对方不是出现在正前方,转动枪口的时间太长,可能枪口还未到位,自己已经被刺倒,这时候使用枪托进行打击无疑是更为方便的作战方法。可见,白刃战中能够有效射击的机会很少,保留枪膛中的子弹,取得战果的机会微乎其微,反而影响了肉搏动作的质量。
  中国军队:
  无独有偶,发现在白刃战中射击得不偿失的并不是日本一家,中国军队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中国军队没有白刃战必须退掉子弹的条令,但是西北军部队广泛在白刃战中使用砍刀,实际上也是主动放弃了射击的战术,因为不可能一手挥大刀,一手拿一支步枪射击。当然这也是因为西北军出身的部队刀法独到,是当时唯一在白刃战中可以占到日军上风的中国部队,其他部队,包括八路军,刺杀技术与训练在二战前期都远不如日军,因此即便容易误伤自己人,也要保留格斗中开枪的战术,以达到“几条命换他一条命也够本“的目的。这里面,中国军队的枪支质量较差,弹丸初速低,击中后往往留在对方体内,也是一个原因。顺便说一下,西北军的刀法脱胎自军阀混战时期的李景林部①,独成一家,专破日式白刃战拼刺术,具体的刀法其实只一招,出刀的时候刀身下垂刀口朝自己,一刀撩起来,刀背磕开步枪,同时刀锋向前画弧,正好砍人家脑袋,其威力在于挥刀的同时荡开对方武器,因为和劈砍是一个动作,对手来不及回防就中招了。日本人怕大刀队,并不是一般的宣传,而是确有其事。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2/06/11027560/20050916/12662341.html

白刃战的日军胆寒

随着自动武器的广泛出现及战场火力的不断增强,在二战中的大多数战场,刺刀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但是中国战场是一个例外。这是由交战双方的装备水平、战术思想和军队传统等决定的。 抗战中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有不少在日本军校受过教育,包括蒋介石和阎锡山,但日军重视的拼刺训练并未对国民党部队产生什么影响。黄埔军校建立之初,就将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培养的军官在战术素养方面似乎还不如北洋系的保定军官学校,苏式刺枪术对他们的影响也极为有限。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德军事合作中,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受德国军事思想的影响颇深。德国陆军在传统上更重视步兵射击的速度及火力的持续性,只有在巷战或堑壕突击战等个别情况下步兵才使用手榴弹、匕首和工兵铲等装备进行白刃战。但当时国民党军队的火力配置、弹药供应和射击技术比德军落后甚远,照搬德军操典而忽视白刃战训练,在后来的抗日作战中显示出了严重缺陷。更糟糕的是国民党军中派系林立,大量地方军还停留在旧军阀体制下,战斗力与北洋时期几乎一样。不但政令和军令无从统一,步兵训练水平也参差不齐。抗战爆发初期,尽管广大爱国官兵在白刃战中凭借一腔热血与敌人死拼,但往往由于拼刺训练的不足导致伤亡较大。 当然也有例外。李宗仁的广西军由于在省内普遍采取了义务兵役制,并在部队中保留了大量有经验的中下级军官,因此在白刃战方面颇有独到之处。台儿庄战役中,以广西军为主力的中国军队打垮了日军的精锐师团一一仙台师团。另外一支擅长白刃战的国军部队则是隶属西北军序列的第29军。早在1930年中原大战时29军“大刀队”即已名声大噪,他们的“破锋八刀”流传至今。刀诀:“迎面大劈破锋刀,掉手横挥使拦腰。顺风势展扫秋叶,横扫千钧敌难逃。跨步挑撩似雷奔,连环提柳下斜削。左右防护凭快取,移步换型突刺刀。” 红军和八路军的白刃作战 对于中共所领导的军队来说,白刃战一直是常用和擅长的作战形式。早在大革命时期,叶挺独立团在贺胜桥战斗中突破敌阵之后,在被敌三面包围的形势之下与敌军展开了残酷的白刃战,最终打开了通向武汉的道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工农红军的装备极其落后,只能大量依靠冷兵器来解决问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早期,甚至出现了“梭镖营”、“梭镖团”。某独立营共有官兵500余人,步枪仅有60支,梭镖(红缨枪)倒有400多支。红军的对手鲜有擅长白刃战者,所以红军在白刃战中依靠坚强意志和旺盛士气就能取胜。但在长期的运动战中很难对基层官兵进行系统而完善的白刃战训练。红军的枪械装备比例逐渐上升后,由于刺刀不足,很多战士仍然携带大刀或长矛进行白刃战。身背大刀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一个经典形象。 西安事变后,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整编为八路军(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于1937年秋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抗战初期八路军的武器大多数已经不堪使用,步枪仍以老式的“汉阳造”和其他的杂式步枪为主。八路军第120师参谋长周士第在日记中曾记载,全师的4092支步枪和卡宾枪只配有117把可用的刺刀。这个数据乍看确实让人难以置信。刺刀虽然属于冷兵器,但其批量制造需要较高水平的机械加工工艺,刺刀驻笋及卡环需要与枪身紧密接台,因此指望刺刀能像大刀长矛那样在铁匠铺中打造是不切实际的。在很多情况下,八路军战士在白刃战中仍然使用厚重的大砍刀。 平型关之战是抗战初期一次成功的伏击战,是“七七”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个大捷。1937年9月25日晨,林彪率领的第115师到达指定位置,并控制了战区内公路南侧一处坡缓的高地。ll时左右战斗打响。日军很快判明形势。组织兵力向该师686团防区对面、公路北侧的老爷庙高地发起冲击,试图夺取制高点。685团一部开始从南侧高地冲下。两军展开了“登山比赛”。据参战者回忆,山坡上穿黄军装的日军和穿灰军装的八路军混杂着进行“登山比赛”,甚至连厮杀都来不及了。686团也加入了冲击的行列。根据686团3营排长田世恩的回忆:“我们连接到了夺取老爷庙的任务,我带着全排战士立刻向老爷庙冲击。战士们的喊杀声像霹雳似的震撼着山岩。当我冲到坡下的时候,见前边的一个鬼子正往老爷庙那边跑,我就拼命追……紧爬几步就追上了那个鬼子。我屏住呼吸,憋足了劲,向他背上猛劈一刀。这家伙还没来得及叫唤就滚下山坡了。”“……在侧翼连队的掩护下,我们终于冲上公路,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没有刺刀的同志便拔出砍刀和鬼子杀起来。有的战士连大砍刀也没有,就徒手和敌人撕打。我端着刺刀朝一个矮个鬼子刺去,不想那家伙一下转过身来。我猛一使劲又朝他胸部刺去。那鬼子又用劲一挡,硬跟我顶起来了。我趁机往后一撤,抽出枪刺来,但我的刺刀被挡弯了。正在这时,一颗子弹飞来。从我右膀下穿过。那家伙见我中弹了,正要松动一下。我咬了咬牙,把腰一闪,掉过枪托抡起来,纵身一跳,照准他的脑袋直劈下去,连枪捧在地上,把那家伙打倒在地。我又顺手抄起他的长枪,朝他肚子上乱扎了两刀。紧接着,我又和冲过来的一个鬼子军官拼上了。他拿的是东洋刀,没有我拿的长枪吃劲。我一刀就把他刺倒了……”“足足拼了半个小时,鬼子顶不住了,纷纷钻到车下。我们乘机直奔老爷庙。占领老爷庙的一小股鬼子见我们开始往上爬,用机关枪扫个不停。这时沟里的鬼子又从后面拥上来。幸亏2营的战士及时赶到,消灭了拥上来的鬼子……我带着两个班的战士冒着弹雨匍匐前进,在离山顶不远处向敌人投弹。鬼子的机枪哑了,他们也端着刺刀冲下来……但我们的人多,三五个战士对付一个鬼子,一个鬼子最少也要挨上两三刺刀。我们占领老爷庙后,居高临下进行攻击,打得沟里的鬼子无处藏身……”
平型关一战虽胜,但八路军指战员们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与国内革命战争中完全不同的敌人。以我精锐之师又占据有利地形,仅仅与日军的二流部队打出了一个1:1的伤亡比,在1939年11月的雁宿崖之战中,八路军在弹药耗尽后面对数量劣势的鬼子竟然只能以石块掷之。这两个战例说明当时八路军白刃战训练的不足。 在1938年3月的神头岭伏击战中,八路军第386旅新建部队由于步枪数量严重不足,很多连队完全是用红缨枪装备起来的。红缨枪长度一般在2米左右,枪身由白蜡树杆制成,韧性很好;铁制枪头末端的红缨可以阻止血顺杆流下,以防枪杆湿滑难以握持。据记载,遭到伏击的日军在这狭窄的地形上基本排不成战斗队形,既没有地形地物可利用,也无法发扬火力,386旅很快就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
在宽度不到100米的山梁上,被日军称为“长剑”的红缨枪显示了特有的威力。首先其长度可以保证在与日军步兵肉搏时保持一定的心理优势;其次,与双手持的大砍刀相比,红缨枪不需要大幅度挥舞,更便于多人协同作战-使用红缨枪只需要有一定的臂力即可,不需要高超的武艺,适合主要由农民子弟组成的八路军。但如果红缨枪的木杆被刺刀斩断,那么战士立刻就会陷入赤手空拳的境地。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我方的人数占优,日军相对较强的拼刺技术无从发挥。
日军在白刃战时对红缨枪比较畏惧。1939年2月的第二次长生口战斗中,叶成焕的第772团布下疑阵,在白刃战中再次大破敌军,并抓获了一名被红缨枪刺伤的日军俘虏。此人心有余悸地供称:“你们的武器配备好,长剑厉害。”但这种武器毕竟不能对付敌人的机枪火炮。所以八路军的装备逐渐得到改善后就淘汰了它。 在正规战基本结束后八路军主力开始分兵到敌后进行游击战。他们要在各种恶劣的条件下与日军作战。著名的八路军拼刺英雄李仕亮的回忆中就谈到了这样一次白刃战。
1939年5月李仕亮任副排长。部队的两个连在行军途中夜宿河南滑县五龙镇。第二天凌晨滑县县城驻扎的日军100多人突袭该镇。这是他入伍后第一次与鬼子拼刺刀。练过无数次的拼刺路数虽早已熟记在心,但由于仓促迎战,准备不足,他与第一个鬼子格斗时稍显慌乱,被敌刺伤小腹后又刺进自己的右手衣袖里。李仕亮怒不可遏,大吼一声,拨开敌人刺刀,一个“中刺”刺中鬼子胸部,致其当场毙命。
这时第二个鬼子又冲上来。有了刚才的第一次,李仕亮信心倍增,两个回合下来便刺死对方。又过了几分钟,在与第三个鬼子格斗时,他对于如何应用拼刺战术已经了然于胸了。双方都是先在防守上下功夫,并寻找对方的破绽。一来二去,双方的刺刀架在了一起。李仕亮用力往下压。鬼子拼命往上抬,试图避开刀锋。双方相持10多秒钟,都在心里盘算着下一招儿。这个当口,李仕亮抢先出招儿,反手用枪托砸在鬼子的左脸颊上。鬼子喉咙里咕噜一声,倒在地上。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李仕亮发现这个鬼子颈部的动脉血管被枪托砸断。已经死亡。
明代著名将领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写道:士兵只要能够将其平时所学的武艺在战场上用到“十之一二”,就能在白刃战中取胜。尤其对于新兵来说,在白刃战训练中很熟悉的战术动作在实战中往往不能充分发挥。“突刺”等白刃战术只有经过认真反复练习。面对敌人才可能下意识地完成出枪、突刺,防刺等一系列的动作。狭路相逢勇者胜。在白刃战中,战士往往不可能对自己的战术动作作过多的考虑,在他们头脑中闪过的只是如何尽快将对方干掉和自己如何生存下来。 百团大战结束后八路军各部队进一步分散部署。很多部队以连排为单位活跃在敌后。分散的小部队只能通过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来补充自己,这样白刃战又成了一种必须的作战模式。而青纱帐这种华北地区所特有的地理环境也为八路军的作战提供了很大便利。每年夏秋季节农作物进入生长和成熟期之后。茂密的、一人多高的庄稼可以为部队提供良好的掩护,也便于集结和撤退。作战时,敌我双方的距离基本上也就几十米甚至十几米,往往在几轮射击之后马上就转入白刃战。
人民军队对于白刃战的依赖也有其迫不得已的一面。根据鲁西南地区老八路的回忆,在残酷的“五一”大扫荡结束之后,通常每个八路军战士的子弹只有20发。为了迷惑鬼子和汉奸,战士们在子弹带里全装上秸秆,装作子弹很充裕的样子。由于没有足够的子弹进行火力战,更没有足够的子弹进行训练,所以八路军在射击作战时不占优势,只有依靠刺刀来解决问题。吕正操的抗日救国军对刺杀训练就非常重视。吕将军原是东北军的将领,对于日式刺枪术也非常了解。据该部王汝林回忆,“如果不参加作战的话,部队天天都要练刺杀,除了吃饭就是拼刺刀。”八路军还制造了一些护甲用于对练。
在实战中八路军十分重视战术配合。“拼刺刀时相互配合,抗住其他鬼子,局部形成2打1或3打1。其中一人佯攻,其他人突刺,突刺的人一定要坚决。一次有个鬼子队长被我们围住。这家伙举着指挥刀,嘴里啊啊地大叫要劈我。我假装进攻,而且装得很像。他很紧张,注意力都在我这儿,突然被侧方我们的战士一刺刀捅得蹲下了。等解决完其他鬼子后,我捅死了这鬼子官……在这种小规模的伏击战中我方的兵力往往占据优势,再加上地形等其他有利条件,白刃战甚至成为一种实战演习,由排长和老兵担任掩护,新兵进行突刺。在这样的情况下,拼刺技术的进步往往很快。” 从1939年年初起,八路军总部连续发出两期整军训令。1940年八路军各部队开始了有计划的轮训工作。整军中大部分时间是进行技术、战术训练。为了提高短兵相接的本领,刺杀技术的训练被提升到了一个非常高度。经过数次整训之后,在抗战末期八路军指战员已经可以应付各类白刃战了。
而日本由于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失利,很多精锐部队都在太平洋的小岛上“玉碎”了,补充的兵员素质急剧下降,拼刺技术也大打折扣。1944年8月中旬八路军鲁中军区某部与日军在沂水城西北的葛庄及其周围的小山岭上展开了殊死战斗。在抢占附近无名高地的战斗中,日军第5中队和我军1团1营1连短兵相接,在河滩上展开了白刃战。当时参战指战员回忆:“100多把明晃晃的刺刀勇猛地刺向敌人,只一个对刺,前排的鬼子就倒下了。”

美国南北战争中北获胜的原因

美国内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 斗争”。美国独立后,南方和北方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发展。在北方,资本主义经济发 展迅速,从19世纪20年代起,北部和中部各州开始了工业革命,到50年代完成。1860年, 北方工业生产居世界第四位,总产值达18.8亿美元。而在南方,则实行的是种植园黑 人奴隶制度,南方1860年已有黑人奴隶400万人。南方奴隶制度是生长在美国社会的赘 瘤,它严重窒息了北方工商业的发展,南北矛盾和斗争自19世纪起日趋激烈。斗争主要 围绕西部土地展开。北方要求在西部地区发展资本主义,限制甚至禁止奴隶制度的扩大; 南方则力图在西部甚至全国扩展奴隶制度。双方矛盾到19世纪50年代在局部地区已酿成 武装冲突。在奴隶主的进逼面前,北方人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废奴运动”,南方黑奴 也不断展开暴动。在人民斗争的推动下,北方资产阶级开始主张废除奴隶制度。1854年 共和党成立,1860年,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人林肯当选为总统,这预示了奴隶制度的末 日。于是,南方7州退出联邦,1861年2月建立了一个新“国家”——“美利坚诸州联 盟”,定都里士满。4月12日,南方军队炮击并于14日占领了联邦军的萨姆特要塞,挑 起了内战(又称“南北战争”)。
美国南北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北方有23个州,人口2200万,工业生产是南方的10倍。 南方只有7个州900万人口。 南方之所以敢挑起战争,是因为南方早就从军事上做好了准备,南方军队素质高, 军火工业发达,并得到英法等国的援助。南方想通过速战速决打败北方。 美国内战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和东西两大战场。1861年4月至1862年9月是“有限战争” 阶段。双方都集中兵力于东战场为争夺对方首都而展开激战。南方军队统帅是杰出军事 家罗伯特·李,他根据双方力量悬殊的状况,制定了以攻为守的战略,集中兵力寻歼北 军主力,迫使北方签订城下之盟。
而北方对战争准备不足,又采取了所谓的“大蛇计划”,把兵力分散在8000英里长 的战线上,加上同情奴隶主的指挥官麦克莱兰采取消极战术,使北军连连受挫。 1861年,双方在东战场举行了第一次马那萨斯会战。7月21日,北方发起向南方首 都里士满进军的攻势,3.5万北方军队排着整齐队形,在军乐声中向里士满进军。由于 北方事先大张声势,认为南军不堪一击,加上这一天是星期六,于是许多华盛顿市民、 国会议员、记者等身着盛装,携妻带子,提着装有野餐的篮子,有的坐马车,有的随军 队步行,像过节一样,前来战地观光,看热闹。南方军队2.2万在铁路枢纽马那萨斯列 阵相迎。北方军队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向南军发起攻击,猛烈的炮火把南军阵地笼罩在烟 雾中。北军继而跨过布尔河向对岸发起冲击。谁想南军指挥官是名将托马斯·杰克逊, 他沉着指挥,击退了北军5次冲锋,因此获得“石墙”的美称。战斗十分激烈,由于双 方军服几乎相同,一时敌我难辨,战场一片混乱。不久,南军9000援军赶到,发起反攻。
缺乏训练的北军一触即溃,丢下大批枪支弹药逃回华盛顿。这一仗,北军损兵折将3000, 南军损失不到2000。 进入1862年,战况更为激烈。林肯2月22日下令50万大军发起总攻击。北军在西线 节节胜利,几乎打通了南北大动脉密西西比河。海军也攻克了南方最大港口新奥尔良。 但在东战场,北军又连遭惨败。北军司令麦克莱兰拥有重兵10万,却几个月按兵不动, 因为他把敌人的5万人马当成了15万。后在林肯催促下,才发动“半岛战役”,企图攻 占里士满。
罗伯特·李急率南军迎击。6月25日至7月1日,李的9万军队同北军1 0万人展开“七 日会战”,李以机动寻找战机,调动北军,然后寻找北军薄弱环节发起进攻,把北军逐 出了里士满附近的半岛,使北军损失1.65万人,南军也损失2万人,但在战略上却取得 了保卫首都的胜利。李乘胜北上,8月底,与北军进行第二次马那萨斯会战。南军有5. 4万人,北军8万人。李高超的指挥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以小部队把北军主力吸引到 阵地上,主力机动,从侧翼和后方发起进攻,然后正面、侧面夹击,一举击溃了北军。
北军伤亡1.4万,被俘7000人。南军兵临华盛顿城下。北军9月在安提塔姆会战中才顶 住了李军攻势。在海战方面,虽然北方海军占压倒优势,但南方的装甲战舰也给北方带 来很大麻烦。
这一阶段南方占了明显优势。北方失利原因除了南方军队素质高和李的杰出指挥外, 更主要是因为北方资产阶级害怕发生革命,不敢明确宣布废除奴隶制度,解放黑人,而 幻想通过妥协来重新实现南北统一。
林肯不愧是伟大的政治家,他看出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下决心解决黑人和 奴隶制这一核心问题。于是他接受了人民的意见,顺应历史潮流,于1862年9月22日, 毅然发表了《解放宣言》,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美国400万黑人奴隶获得解放。这一 伟大历史文件敲响了南方奴隶制的丧钟。同时,林肯还实行了一系列革命政策,如:颁 布《宅地法》,把西部土地分给人民;武装黑人;实行征兵制;改组军事指挥机构,撤 换了同情奴隶主、作战消极的麦克莱兰,任命格兰特为总司令,向富人征累进所得税, 镇压“铜头蛇”反革命分子,等等。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北方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有 近百万人踊跃参军,其中有23万黑人士兵。战争从1862年9月进入了“革命战争阶段”。
北军司令格兰特和名将谢尔曼共同制定了“总体战略”,即不但消灭敌人军队,还 要摧毁敌人的经济基础和敌方居民的战斗意志。正如谢尔曼说的:要使敌人今后几代也 不敢发动战争,“我们一定要清除和摧毁一切障碍,如有必要,就杀死每一个人,夺走 每一寸土地,没收每一件财物。一句话,破坏我们认为应该破坏的一切东西……”北方 军队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战术,从1863年起,双方进行了三次大战:
一是昌西洛维尔战役。1863年4—5月,北军波托马克军团13万人同李指挥的南军6 万人在昌西洛维尔激战。李克服了兵力上的劣势,机动灵活地与北军周旋,以少量兵力 正面牵制北军主力,亲率主力迂回包抄北军,从侧翼和背后袭击北军,一举将北军击溃, 北军损失了1.7万人,南军损失1.2万人。但南军骁将“石墙”杰克逊被击毙。这是南 方取得的最后一次战役的胜利。
二是葛底斯堡战役。1863年6月,李军8万攻入宾夕法尼亚州,北方再次告急。林肯 急召波托马克军团11万人迎击。
这次李低估了对手,以为又和以前一样指挥拙劣,自己能轻易取胜,因此没采用惯 用的牵制行动。未料北军已任命悍将米德任军团司令。米德率军在交通枢纽葛底斯堡堵 住李军。7月1日,李军向北军防守的高地发起猛攻。第一天便突破北军防线,北军死伤 惨重,仅被俘就达5000多人。李得意起来,令部队停下来休息,等待后续部队上来,从 而给北军以喘息之机。7月2日下午,南军以300门大炮猛攻,北军奋勇抗击,顶住了南 军的攻击。第三天,南军孤注一掷,发起总攻。几个师长旅长亲自挥刀上阵冲锋。北军 炮兵以猛烈火力吞噬了一群群南军士兵。但南军不顾惨重伤亡终于冲上北军主阵地公墓 岭顶峰,双方展开白刃战。这时北军全线反攻,终将南军全歼。只见北军阵地上到处堆 积双方士兵的尸体,南军2个旅长和15个团长全都阵亡,死伤2.8万。北军伤亡也达2. 3万。李率军后撤。这次大战是内战中最激烈的一次,战场上有棵树竟身中250弹。这一 仗扭转了东线战局,从此北方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三是维克斯堡战役。维克斯堡是控制密西西比河和西部铁路网的战略要地,南军在 此严密设防,号称“南方的直布罗陀”。北军几次进攻都失利了。从1863年2月开始, 格兰特率3个军团7万多人围攻此堡。因敌工事坚固,几次进攻受挫。格兰特便采取围困 战术,切断了敌军所有的供应线。经过几个月围困,堡内敌军弹尽粮绝,连猫、老鼠都 被吃光了。
北军又连续47天炮轰,迫使南军7月4日举白旗投降。北军共俘敌3.7万,内有15名 将军,缴获大炮172门。至此,北方控制了密西西比河,将南方领土一切两半。
三次大战后,南军气数已尽,北军士气越来越高,不断发起强大攻势。1863年11月, 又取得查塔努加战役胜利,击溃南军4.6万,向南方后方进攻的大门敞开了。
1864年,北军向南方发起三路攻势。在东战场,格兰特采用消耗战略,经荒野战役、 冷港会战,使李军团主力消耗殆尽,损失3.2万,再无力进攻了。在西线,谢尔曼长途 奔袭敌后方。他指挥10万大军插入南方腹地,9月攻占南方最大工业城市亚特兰大。从 11月15日起,又挑选6.2万精兵,发起“向海洋进军”,一个多月大军长驱300多英里, 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烧毁种植园、城镇和村庄,摧毁工厂企业,连铁轨都拆 下来弄弯。南方到处火光冲天,一片废墟。12月21日大军攻占了萨凡纳,完成了摧毁南 方后方的任务。与此同时,北方海军也对南方实行“窒息式封锁”,完全切断了南方对 外联系。
1865年,南方已山穷水尽,濒临崩溃的边缘。北军从陆海两个方向发起最后攻势, 北军攻克重镇彼得斯堡和南方首都里士满,李军还剩不到3万残兵败将,4月9日被迫向 格兰特投降。不久,南方残军17万全部放下武器。在北方取得胜利的时刻,南方奴隶主 分子暗杀了林肯总统。但这一垂死挣扎挽救不了南方失败的厄运。 美国内战以北方胜利、南方奴隶制度的灭亡而告终。北方胜利的原因,是由于林肯 能顺应历史潮流,采取解放黑人等一系列革命措施,调动了北方广大人民和黑人的积极 性,同时国际正义力量的大力支援,南北方经济力量的悬殊也是北方胜利的重要因素。
这场战争具有现代总体战争的许多特点:双方均实行征兵制,共动员了400万人参 战;双方均动员全部人力物力投入战争;战争目标不仅要消灭对方,而且要摧毁对方的 社会经济制度,彻底征服对方;双方共死亡62万人,其中北方36万,南方26万,伤者百 万以上,耗资250亿美元。损失之大,消耗之严重,均为近代战争之首。此外,战争中 广泛使用了最新的科技成果,如无线电报、装甲列车、卡宾枪、开花炮弹、照相侦察、 高空气球、装甲舰、水雷、潜水艇、扫雷装置,等等。这些使战争面貌大为改观,后勤 供应也更为复杂。 因此这场战争在军事史上占有显著地位,被称为“第一次现代战争”。
美国内战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革命,内战为美国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开辟了道路, 正如列宁所指出,它具有“极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意义”。

湘江战役的三大阻击战是哪些

湘江战役中最著名的三大战役是新圩之战, 界首之战,觉山之战。
湘江战役在国民党方面称作全州战役,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1.新圩之战
新圩,位于广西灌阳县西北部,南距县城15公里,北距红军西进路线最近点大桥村
古岭头5公里,距湘江渡口三四十公里,一条从灌阳通往全州的公路从这里经过,新圩以北5公里的古岭头是红军前往渡口的必经之地。新圩以北一直到湘江岸边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新圩往南至马渡桥长约10公里的公路两侧丘陵连绵,草木丛生,可以建立阻击阵地。为了防止灌阳县城方向的桂军北上切断红军西进通道,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五师从新圩南下,占领马渡桥,将桂军阻挡在新圩以南。
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李天佑(上将)、政委钟赤兵(中将)率十四、十五团(十三团归军团部指挥)和军委炮兵营3900余人于11月27日下午16时左右抢在桂军前面赶到新圩,占领了新圩-灌阳公路两边的山头,并派出部队沿公路向南面的马渡桥推进,占领公路两边的山头。当日下午,红五师先头部队与桂军侦察连遭遇,红军主动出击,将桂军侦察连击退,并沿公路向南追击至枫树脚附近,因前方的马渡桥已经被桂军占领,便在枫树脚周围的山头构筑工事。李天佑得到报告后,决定将阻击阵地设置在从新圩向南至排埠江村长约8公里的公路两侧山头上,这段防线距灌阳县城7公里,距红军向湘江前进的通道最近点大桥村5公里。红五师的第一道阵地设在枫树脚附近,以公路为界,将部队分成左右两翼,互相配合形成交叉火力。红十五团布置在公路的左侧,即打锣山、水口山、钟山上;红十四团布置在公路的右侧,即月亮包山、判官山上;师指挥所设在距第一道阻击阵地一二里的杨柳井;临时调配的军委“红星”炮兵营,部署在指挥所附近左侧的山地上。
在国民党方面,桂军部署于新圩方向的有7个团,以第15军军长夏威为指挥官,15军44师(王赞斌)为主攻部队,15军45师134团(凌压西)为44师预备队,以第7军24师为15军预备队。
桂军前锋于11月27日下午抢在红军之前占领枫树脚南面的马渡桥,但因红军在枫树脚附近建立了阻击阵地,桂军在占据马渡桥后无法继续向前推进,便把狮子山、瘦马岐、张家岭一线做为前沿阵地进行布防。桂军与红军的前沿阵地相距约1000米,中间为水田、早地和小村落,双方都可以看到对方的阵地。
28日拂晓时分,桂军44师在炮火掩护下,在机枪、重炮、迫击炮掩护下,向红五师前沿阵地发起进攻。红五师沉着应战,以密集火力封锁公路,大量杀伤敌人,“红星”炮兵营也向开炮支援。桂军正面进攻受阻,遂于下午16时,遂派出一部兵力沿红军左侧的瘦马岐等几个山头迂回红军前沿阵地的钟山、水口山一带。红军腹背受敌,损失很大,前沿阵地有的山头一个排打得只剩下一名战士。红五师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当晚,红军后撤至杨柳井两侧的山头平头岭和尖背岭一线,连夜赶筑工事。平头岭和尖背岭是公路两侧的最高山峰,红十五团防守公路左侧的平头岭,红十四团防守公路右侧的尖背岭,两个阵地互为犄角。
29日,桂军第24师及45师134团(团长为凌压西)投入战斗,战斗更加激烈。桂军先是以空军一队6架飞机低空轰炸、扫射,继而大炮轰击,接着以步兵轮番冲击。到中午时分,桂军正面与侧后迂回相结合的进攻,已经把红军坚守的山头逼到了绝境。红军与桂军展开了白刃战,反复争夺山头,但终因力量悬殊,红五师伤亡惨重。十四团政治委员负伤;十五团团长白志文(少将)、政委罗元发(中将)负伤,三名营长中有两名牺牲,全团伤亡五百余人。前沿的几个小山头相继丢失,第二道防线眼看就要被突破。红五师师长李天佑命令师参谋长胡震到前线接替白志文指挥红十五团,并电话命令红十四团团长黄冕昌收缩防线,把团指挥所转移到师指挥所位置。这时桂军机枪、炮火已经打到师指挥所旁边来了,师指挥所准备转移。结果,未等师指挥所转移,李天佑便接到了师参谋长胡震牺牲的消息。李天佑刚刚到达新指挥所位置,又接到了红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牺牲的报告。
当时,防守公路右侧尖背岭的是红十四团。桂军出动1000多人从正面进攻尖背岭,被红十四团击退。桂军受挫后,又改为从两侧进攻。红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已经腿部中弹受伤,忍着伤痛指挥战斗。黄冕昌判断,左侧有红十五团火力支援,敌人也不易攻上,右侧一些火力调到了正面,是薄弱点,可能会成为敌人攻击的重点,他命令部队把主要火力立刻调往右侧,左侧只留一个排长带两个班坚守。
不久,桂军果然出动2000多人向尖背岭右侧发起冲击。桂军翻过一个小山坡后,立即遭到红十四团火力封锁,无法前进。但是,狡猾的桂军在强攻右侧的同时,又集结一股力量攻打左侧。左侧情况危急,黄冕昌命令连指导员何诚带队向右侧敌人打了个反冲锋,趁机抽出部分兵力去支援左侧。然而右侧敌人又发起了反攻,红军寡不敌众,被迫退进工事坚守,黄冕昌团长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红十四团防守的尖背岭和红十五军团防守的平头岭相继失守。红军交替掩护,且战且退,在板桥铺附近的虎形山构筑数层工事,集中兵力死守。
30日凌晨,红五师接到紧急驰援红四师光华埔阵地的命令,新圩阵地交红六师十八团接防。由于十八团未能及时赶到,红五师被迫继续与桂军苦战。
血战至中午,桂军见拿不下虎形山(虎形包),便以重兵迂回左侧高山,向红军压过来,同时出动多架飞机对虎形包狂轰滥炸。红军拼死抵挡一阵后,被迫撤出阵地,退守新圩附近的楠木山和炮楼山一线。
30日下午15时红十八团赶到新圩,红五师于16时移交防务,迅速赶到界首东南的渠口,与红十三团汇合,从界首过江。
红五师,这个彭德怀的主力师撤下来的时候,师参谋长、十四团团长、副团长及团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牺牲,十五团团长、十五团政委和十四团政委负重伤,营以下干部大部牺牲。全师战斗之前有三千多人,下来的时候连伤兵也只剩下千余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中说:“红十四、十五团浴血奋战三昼夜,伤亡2000多人”。1934年12月2日,军委电台的一份敌情通报中提到:“我三军团第五师此次战役损失甚大,……十三、十四两团,现仅有六百余,十五团尚有四五百人……”。过江以后,红五师缩编为一个团。
红十八团在新圩接防后,仓促在新圩南面楠木山村附近的炮楼山一带进行布防,其中以两个营扼守楠木山村附近之炮楼山,一个营布防于陈家背。桂军以一部绕过红十八团向北追击,一部留在楠木山村围攻红十八团。12月1日拂晓,桂军对红十八团楠木山阵地发起猛攻,红十八团伤亡惨重。为避免部队被桂军吃掉,红十八团炮楼山防守部队被迫后撤,向在陈家背布防的那个营靠拢。桂军紧紧咬住十八团不放,在十八团撤退后迅速占领炮楼山,并一路跟踪追击。红十八团的两个营刚撤到陈家背,桂军便追了过来。战至中午,红十八团一部被分割包围于陈家背,一部在团长曾春鉴、政委吴子雄率领下突围而出,边打边撤,向湘江岸边转移,最后被桂军分割包围于全州古岭头一带。红十八团约两千名将士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少数战士突破重围,但又在随后的地方民团的围剿中惨遭杀害,只有为数不多的战士隐姓埋名,流落民间。红六师另外两个团(十六、十七团)损失也比较大,全师基本上不成建制,后缩编为一个独立团。
1934年11月29日下午15时,中革军委电令红三十四师于30晨应接替六师在红树脚(枫树脚)阻击桂军。但实际上,三十四师接到命令时时新圩红树脚(枫树脚)阵地已经失守。军委的命令致使三十四师孤军深入,最后全军覆没。
从11月30日起,便有桂军绕过红军阵地北上,12月1日起更是蜂拥北上,其中桂军44师经新圩西北方向的石塘圩向湘江麻子渡、界首方向追击,24师由文市西侧向北追击,134团留在灌阳县境。12月1日晨,桂军24师到达新圩东北方向的文市附近,将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约一个连缴械,迫使中央军停止西进,之后调过头来向西追击红军。中央红军大量未来得及过江的部队,被桂军44师和24师切断、冲散,损失惨重。
2.界首之战
界首阻击战斗也叫光华铺阻击战,是湘江战役著名的三大阻击战场之一。
界首是一座古圩,位于广西兴安县城以北15公里的湘江西岸,是中央红军过湘江时最重要的渡河点。红三军团四师发动当地民众,在江面上搭建了一些浮桥,方便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在界首的湘江西岸江边,距离界首渡口不到100米的地方,有一座古老的祠堂,叫“三官堂”。红军架设的渡河浮桥主道,就从三官堂门前经过。湘江战役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指挥所设在“三官堂”里。 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过江后,也曾进入三官堂,指挥部队渡江。
1934年11月27日下午,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抢占界首。红四团抢占界首后,奉命增援脚山铺,遂将界首防务移交三军团四师。
27日晚,三军团四师先头部队到达界首,开始架设浮桥。
28日,红四师三个团全部到达界首,在界首附近的湘江两岸布防。谢嵩团长、苏振华政委率红十二团留守河东江南渠口。邓国清团长、张爱萍政委率红十一团前出到石门及西北地域布防。沈述清团长、杨勇政委率红十团在湘江西岸界首南面光华铺一带布防。
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派宣传部长刘志坚到十团督战,并指示红十团在界首以南光华铺、枫山铺地区构筑工事,从正面阻击兴安方向来犯之敌。
光华铺是界首至兴安间桂黄公路边的一个小村庄,位于界首渡口以南5公里,村北是开阔的水田,另三面是起伏的山丘。
29日,红十团团长沈述命令三营营长张震率部在光华铺南面布防,以两个连在正面向兴安县城方向筑工事,机枪连和另一个连作预备队,团主力部署在渠口渡附近高地,团指挥所设在渡口附近的小高地上。
国民党方面,桂军在兴安驻有15军43师128团(冯璜),发现界首渡口被红军占领,又急忙从平乐调一个师的兵力(15军45师的133团、135团,15军43师127团)赶往兴安加强守备,以防止红军攻占兴安威胁桂林。
29日晨,桂军侦察机飞临界首上空,对红军进行俯冲用扫射。29日下午,桂军多架轰炸机飞临界首渡口,将红军临时架起的浮桥全部炸毁。当夜,红军收集船只,再次架起浮桥。次日晨,又被敌机再次炸毁。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协助朱德总司令指挥部队奋战数小时,再次将浮桥修通。
29日晚,桂系15军43师(黄镇国)一部向红军据守的光华铺高地攻击前进。当日深夜,部署在前沿的三营值班战士发现湘江边的山上有手电灯光摆动,忙向张震营长报告。张震立即派出一支部队前往搜索,未发现打手电的人。正当搜索的战士感到事情有些蹊跷时,发现湘江西岸有密集的手电灯光在闪烁。原来桂军一部已经迂回到三营阵地后面,直插界首渡口。桂军这支部队行至界首渡口南面2.5公里处,与红十团主力发生接触,双方随即猛烈交火。张震营长见渡口危急,急忙收缩兵力,往回猛打,与十团主力夹击来袭桂军。敌我双方在黑暗中混战,但敌人数量众多,双方激战后形成对峙。混战中,桂军两次攻到离三官堂不足100米的地方。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与警卫员多次劝彭德怀转移,但彭德怀认为这里便于指挥,有利于掩护中央军委过江而拒绝离开。
30日拂晓,张震率三营与团部汇合,但部分敌人突破十团防线占领了渡口。此时,军委第一纵队即将抵达东岸准备渡江,情况万分危急。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和中央红军的指挥机关都在军委第一纵队,军委第一纵队不能过江,情况非同小可。沈述清团长见三营伤亡甚众,下令三营休整,自己亲率一、二营直奔渡口,向人数不多但又时刻威胁着红军渡江部队的桂军发起猛攻。敌我双方都没有工事作依托,在江边来回“拉锯”,战斗异常残酷。经反复冲杀,红十团终于夺回了界首渡口西岸,但十团团长沈述清在冲锋过程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6岁。沈团长牺牲后,彭德怀命令第四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红十团团长。杜中美率军将桂军残敌驱赶到光华铺以南。
30日上午,军委第一纵队开始从界首渡过湘江,进抵界首西北之大田地域。
不久,桂军45师韦云淞部赶到兴安。兴安县的桂军增至四个团。桂军随即以二个团的优势兵力,在炮火的支援下,向红十团发起了疯狂反扑。30日中午,光华铺失守。为了夺回光华铺,杜中美团长急忙组织部队反攻。在向张家岭高地发起冲锋时,杜中美中弹牺牲,桂军乘势反扑。红十团政委杨勇腿部被弹片击中受伤。为了保存实力,杨勇将部队撤至到西起石门飞龙殿,北至碗渣岭、大洞村丘陵,东至湘江一线,构筑第二道防线。
为夺回光华铺,彭德怀紧急调红四师的另外两个团赶来增援红十团。桂军的轰炸机再次对界首渡口的浮桥进行轰炸,但红军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也再次架起了浮桥,保证了军委一、二纵队全部渡过湘江。
在彭德怀调兵增援光华铺的同时,桂军的另一个团已经悄悄渡过湘江,急速从湘江东岸向界首渡口推进。当时,军委第二纵队已经于午前进抵界首以东之月亮山附近,如果桂军这个团继续北进,后果将不堪设想。彭德怀见情况紧急,急忙命令红五师十三团黄振团长率所属部队迅速打击东岸立足未稳之敌,阻止其继续北上。黄昏后,中央第二纵队开始过江。彭德怀指挥三军团四师集中所有兵力向光华铺之敌发动反攻,经过又一夜苦战,虽然未能夺回光华铺,但是终于在光华铺与界首之间建立了第二道阻击线。
12月1日凌晨1时30分,军委主席朱德向全军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一)三十日的战斗,全州之敌已进到朱塘铺,兴安之敌已进到光华铺,灌阳之敌已进占新圩,并续向古岭头方向前进。周敌之先头部队有已渡过文市河之可能。……一号各兵团之部署及任务应如下:……C、三军团应集中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在汽车道及其以西地域,有向南驱逐光华铺之敌的任务,并须占领唐家市及西山地域。六师之部队应留河东岸,有占领石玉村的任务,并掩护我五、八军团及六师切断的部队通过湘水。以一个营仍留界首任掩护,该营应向麻子渡派队与五军团切取联络。在万不得已时,三军团必须困守界首及其西南和东南的地域。……”
在这道命令中,军委要求红三军团将四师、五师主力集中在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及以西地域,界首只留一个营,这是有其道理的。当时,军委两个纵队已经部分过江,这两个纵队缺乏战斗力,如果光华铺附近的桂军绕过三军团阵地攻击军委纵队,后果将不堪设想。为防止这种严重局面的出现,红三军团必须将防线向西延伸。但这也意味着战线的延长,界首渡口处于危险之中。
12月1日拂晓,从新圩阻击战撤下来的红五师十四、十五团赶来,与十三团会合,接替了红十团的防务,参加了阻击(张震说红五师部队30晚赶到,可能说的是十三团)。
12月1日清晨,茫茫大雾吞没了湘江,十几米外就看不清人脸。敌我双方继续在浓雾中激战。红三军团四师和从新圩撤出的红五师主力在界首西岸阻击光华铺之敌,红六师主力(缺红十八团)到达界首东岸,一面组织渡江,一面阻击兴安北上之敌,掩护星夜起来的红八、红九军团从凰嘴渡口涉渡湘江。
战斗到12月1日中午,中央红军主力大部分渡过了湘江,其他负责掩护的部队也已经奉令撤离,可红四师却没有接到撤退命令。桂军的攻势并没有减弱,红四师孤军奋战,如果不及时撤退,后果不堪设想。红四师政委黄克诚感觉到形势不妙,便向师长张宗逊建议组织部队撤退,向西转移。界首战斗结束。
3.觉山之战
觉山铺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中著名的三大阻击战之一,是湘江战役中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战斗。
在国民党方面,是第1路追剿司令刘建绪指挥的湘军部队,包括16师(章亮基)、62师(陶广)、63师(陈光中)和第19师(李觉)之一部(一个旅)、4个补充团、3个保安团。紧随湘军后面的,还有薛岳的5个师,也已推进到黄沙河。蒋介石派驻衡阳的飞行大队,也随时可以飞来助战,配合湘军的地面进攻。当时湘军的编制,每个师一万至一万二千人,湘军刘建绪部的总兵达到六七万人。
在红军方面,是林彪的红一军团。红一军团共三个师,即红一师、红二师、红十五师(少共国际师),据1934年10月8日红军花名册统计,红一军团共19880人。不过,经过前三道封锁线的不断减员,湘江战役时,红一军团的人数已经没有这么多。在脚山(觉山)铺战斗的第一天,红一军团投入了红二师和红一师的一个团,共四个团。第二天便投入了红一、红二师的全部六个团。
1934年11月27日,湘军刘建绪部进占全州,并在城外布置了警戒线。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从全州县枧塘乡的屏山渡渡过湘江后,奉命抢占全州县城,但比湘军晚到六个小时,只好占领位于全州南面16公里处的鲁板桥、脚山铺(又名觉山)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同日,红二师六团由大坪涉渡湘江到达二美滩。红二师四团占领界首,随即将阵地移交三军团四师,紧急赶往脚山铺增援。红一师第二团从全州凤凰乡大坪渡口渡过湘江。到了29日战斗打响时,红二师三个团和红一师二团,共四个团已经全部进入脚山铺阻击阵地。
觉山铺是是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坐落在桂(林)黄(沙河)公路边,北距全州16公里,南距军委纵队渡河的界首渡口约30公里。村子周围有几座小山,被南北走向的桂黄公路分在东西两侧,与桂黄公路相交,成十字形。这几座山从东到西分别是:黄帝岭、尖峰岭、冲天凤凰岭、美女梳头岭、米花山、怀中抱子山。黄帝岭、尖峰岭在公路东侧,冲天凤凰岭、美女梳头岭、米花山、怀中抱子山在公路西侧。其中又以黄帝岭和怀中抱子山最高,都在南端,整个地势南高北低,北来的敌人呈仰攻状,而红军居高临下。根据这样的地形地势,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决定在脚山铺构筑两道阻击线,北侧一列山岭为第一道阻击线,南侧一列山岭为第二道阻击线。军团部设在距脚山铺不远的山头上。
林彪命令红六团扼守公路西侧的美女梳头岭,红五团扼守公路东侧的先锋岭,红四团扼守公路正面和公路的两侧,红二团做预备队。为防止湘军迂回,林彪又紧急电令红一师增援脚山,准备待一师(缺一个团)赶到,将其全部部署在公路西侧美女梳头岭一带。
29日晨,湘军以16(章亮基)、19(李觉)师为前锋,以62(陶广)、63(陈光中)师为预备队,向红一军团的脚山阵地压了过来。
国民党军一开始便出动了十几架飞机,三架一组,对红二师阵地进行扫射轰炸,然后以密集的炮火进行炮击。炮击一停,湘军步兵便以密集的队形发起了冲锋。
29日湘军组织了数次进攻,也未能攻占红军的一个山头。进攻之敌担心遭到红军夜袭,便撤回到鲁班(板)桥以北。
30日晨,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赖传珠率领该师的另外两个团从湘桂边境赶到脚山。林彪将李聚奎带来的第一、三团部署在公路西侧左翼米花山一线,其中杨得志的第一团作预备队,第三团与先到达的第二团进行前沿阻击。
红一师到达觉山之时,北面的湘军也进一步作了调整,在原来的进攻部队的基础上再投入一个多师的兵力,以突破觉山防线,南下封锁湘江渡口。
天一亮,湘军的进攻便开始了,人数比第一天更多,火力比起第一天更加猛烈。红军的工事被炮火摧毁,各团的指挥所被迫不断地转移,但各部队仍凭险死守,相机反击。几次冲锋之后,湘军判断出红军兵力不足,遂改变战术,一面继续对红军正面阵地进行轮番攻击,一面以大部队迂回至红军阵地侧翼,将红军的战线拉长,以便寻找薄弱环节予以突破。
湘军这一招很快奏效,红军前沿阵地的几个小山头相继失守,成为湘军向几个主峰发起攻击的桥头堡。打到下午,左翼红一师米花山阵地失守。湘军占领米花山后,将更多的后续部队投入战斗,以米花山为跳板,向美女梳头岭以东各山头发起连续攻击。为避免被包围和减少损失,红一师放弃美女梳头岭,向二师驻守的怀中抱子岭靠拢。林彪军和聂荣臻将军团部转移到右侧红二师阵地的皇帝岭上。 米花山、美女梳头岭的失守后,湘军又集中兵力重点进攻红二师五团防守的右翼阵地尖峰岭。先锋岭是红五团的突出位置,上面只有团政委易荡平带着两个连的战士进行防守。在湘军的优势兵力轮番进攻下,红五团两个连伤亡殆尽,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因不愿当俘虏而开枪自杀。红五团只有少量人员突围而出。
尖峰岭陷落后,湘军随即猛攻陷于孤立的红四团阵地。当时,红四团奉命布防于桂黄公路两侧,三营在左,由参谋长李英华指挥;二营在右,由政委杨成武率领;一营则由团长耿飚带领,摆在觉山铺中心公路转弯处迎面的山坡上,形成一个凹形的防御阵地。一股湘军不顾部署在左右两侧的二营、三营,直接冲到到了位于阵地中间的一营阵地。正在右侧阵地指挥作战的四团政委杨成武见一营渐渐不支,便组织二营赶去支援,在穿越公路时,右腿中弹负伤。
大约在杨成武受伤前后,红二师师长陈光亲自冲到前沿阵地,指示耿飚放弃山下阵地,向黄帝岭靠拢。耿飚将全团分成3批交替掩护,且战且退,撤到了位于尖峰岭南面的黄帝岭。红五、六团这时也撤退到了黄帝岭。至此,红一、红二师分别退守怀中抱子岭和黄帝岭,当时已经是30日的黄昏。
夜幕降临后,阵地上渐渐地安静下来,左翼的怀中抱子岭仍然在红一师手中,右翼的黄帝岭仍然在在红二师手中。但是,湘军已经占领了公路,将红一军团的两个师分隔开来。
当晚,湘军在黑幕的掩护下,对坚守怀中抱子岭的红一师进行迂回。为了免遭湘军包围和歼灭,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指挥部队撤退到西南方向的水头、夏壁田一带。
红一师撤出后,红二师显得孤立无援。师长陈光将红二师撤退到红一师右侧的珠兰铺、白沙一带,与红一师防守的水头、夏壁田共同构成第二道阻击线。第二道阻击线长达十公里,战线过长,而且是一片低矮的小土山,南低北高,进攻的湘军居高临下,红一军团的处境十分不利。
12月1日天刚放亮,湘军的进攻就开始了。阵地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仗愈打愈烈,伤亡越来越多。红军占据的各个山头都在吃紧,特别是红一、红二师的结合部。红一、红二师结合部的左翼是黄永胜率领的红一师三团,右翼是耿飚率领的红二师四团。湘军先向位于左翼的一师红三团阵地发起猛攻,接连攻了9次,都被红三团击退。这时,湘军发现红四团防守的珠兰铺是个薄弱点,因为珠兰铺长约5公里,而红四团已经不足千人,兵力十分单薄。当时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已经负伤,团长耿飚也因患疟疾身体非常虚弱。湘军集中兵力,重点进攻珠兰铺,红四团左翼被湘军突破。
结合部被突破后,一股湘军竟然鬼使神差地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附近,林彪、聂荣臻、左权等师首长差点当了俘虏。
红二师部署在东面靠近湘江的地方,有被切断西进退路的危险,师领导当机立断,命令防守白沙的红六团掩护,坚决顶住敌人,其他两个团撤出阵地向西边大山靠拢。
接近中午时分,红一军团在军团首长指挥下,一师和二师相互交替掩护,边打边撤,向西转移。
觉山一战,红一军团两个师,与湘军鏖战3天,伤亡惨重。军团政委聂荣臻负伤,四团政委杨成武和五团团长钟学高负伤,五团政委易荡平等千余人牺牲,两个师共损失近四千人(一说红一军团伤亡六千多人,其中牺牲两千余人;一说伤亡三千多人)。

美国南北战争中,北方最终能够取胜的原因

美国南北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北方有23个州,人口2200万,工业生产是南方的10倍。 南方只有7个州900万人口。 南方之所以敢挑起战争,是因为南方早就从军事上做好了准备,南方军队素质高, 军火工业发达,并得到英法等国的援助。南方想通过速战速决打败北方。 美国内战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和东西两大战场。1861年4月至1862年9月是“有限战争” 阶段。双方都集中兵力于东战场为争夺对方首都而展开激战。南方军队统帅是杰出军事 家罗伯特·李,他根据双方力量悬殊的状况,制定了以攻为守的战略,集中兵力寻歼北 军主力,迫使北方签订城下之盟。
而北方对战争准备不足,又采取了所谓的“大蛇计划”,把兵力分散在8000英里长 的战线上,加上同情奴隶主的指挥官麦克莱兰采取消极战术,使北军连连受挫。 1861年,双方在东战场举行了第一次马那萨斯会战。7月21日,北方发起向南方首 都里士满进军的攻势,3.5万北方军队排着整齐队形,在军乐声中向里士满进军。由于 北方事先大张声势,认为南军不堪一击,加上这一天是星期六,于是许多华盛顿市民、 国会议员、记者等身着盛装,携妻带子,提着装有野餐的篮子,有的坐马车,有的随军 队步行,像过节一样,前来战地观光,看热闹。南方军队2.2万在铁路枢纽马那萨斯列 阵相迎。北方军队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向南军发起攻击,猛烈的炮火把南军阵地笼罩在烟 雾中。北军继而跨过布尔河向对岸发起冲击。谁想南军指挥官是名将托马斯·杰克逊, 他沉着指挥,击退了北军5次冲锋,因此获得“石墙”的美称。战斗十分激烈,由于双 方军服几乎相同,一时敌我难辨,战场一片混乱。不久,南军9000援军赶到,发起反攻。
缺乏训练的北军一触即溃,丢下大批枪支弹药逃回华盛顿。这一仗,北军损兵折将3000, 南军损失不到2000。 进入1862年,战况更为激烈。林肯2月22日下令50万大军发起总攻击。北军在西线 节节胜利,几乎打通了南北大动脉密西西比河。海军也攻克了南方最大港口新奥尔良。 但在东战场,北军又连遭惨败。北军司令麦克莱兰拥有重兵10万,却几个月按兵不动, 因为他把敌人的5万人马当成了15万。后在林肯催促下,才发动“半岛战役”,企图攻 占里士满。
罗伯特·李急率南军迎击。6月25日至7月1日,李的9万军队同北军10万人展开“七 日会战”,李以机动寻找战机,调动北军,然后寻找北军薄弱环节发起进攻,把北军逐 出了里士满附近的半岛,使北军损失1.65万人,南军也损失2万人,但在战略上却取得 了保卫首都的胜利。李乘胜北上,8月底,与北军进行第二次马那萨斯会战。南军有5. 4万人,北军8万人。李高超的指挥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以小部队把北军主力吸引到 阵地上,主力机动,从侧翼和后方发起进攻,然后正面、侧面夹击,一举击溃了北军。
北军伤亡1.4万,被俘7000人。南军兵临华盛顿城下。北军9月在安提塔姆会战中才顶 住了李军攻势。在海战方面,虽然北方海军占压倒优势,但南方的装甲战舰也给北方带 来很大麻烦。
这一阶段南方占了明显优势。北方失利原因除了南方军队素质高和李的杰出指挥外, 更主要是因为北方资产阶级害怕发生革命,不敢明确宣布废除奴隶制度,解放黑人,而 幻想通过妥协来重新实现南北统一。
林肯不愧是伟大的政治家,他看出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下决心解决黑人和 奴隶制这一核心问题。于是他接受了人民的意见,顺应历史潮流,于1862年9月22日, 毅然发表了《解放宣言》,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美国400万黑人奴隶获得解放。这一 伟大历史文件敲响了南方奴隶制的丧钟。同时,林肯还实行了一系列革命政策,如:颁 布《宅地法》,把西部土地分给人民;武装黑人;实行征兵制;改组军事指挥机构,撤 换了同情奴隶主、作战消极的麦克莱兰,任命格兰特为总司令,向富人征累进所得税, 镇压“铜头蛇”反革命分子,等等。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北方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有 近百万人踊跃参军,其中有23万黑人士兵。战争从1862年9月进入了“革命战争阶段”。
北军司令格兰特和名将谢尔曼共同制定了“总体战略”,即不但消灭敌人军队,还 要摧毁敌人的经济基础和敌方居民的战斗意志。正如谢尔曼说的:要使敌人今后几代也 不敢发动战争,“我们一定要清除和摧毁一切障碍,如有必要,就杀死每一个人,夺走 每一寸土地,没收每一件财物。一句话,破坏我们认为应该破坏的一切东西……”北方 军队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战术,从1863年起,双方进行了三次大战:
一是昌西洛维尔战役。1863年4—5月,北军波托马克军团13万人同李指挥的南军6 万人在昌西洛维尔激战。李克服了兵力上的劣势,机动灵活地与北军周旋,以少量兵力 正面牵制北军主力,亲率主力迂回包抄北军,从侧翼和背后袭击北军,一举将北军击溃, 北军损失了1.7万人,南军损失1.2万人。但南军骁将“石墙”杰克逊被击毙。这是南 方取得的最后一次战役的胜利。
二是葛底斯堡战役。1863年6月,李军8万攻入宾夕法尼亚州,北方再次告急。林肯 急召波托马克军团11万人迎击。
这次李低估了对手,以为又和以前一样指挥拙劣,自己能轻易取胜,因此没采用惯 用的牵制行动。未料北军已任命悍将米德任军团司令。米德率军在交通枢纽葛底斯堡堵 住李军。7月1日,李军向北军防守的高地发起猛攻。第一天便突破北军防线,北军死伤 惨重,仅被俘就达5000多人。李得意起来,令部队停下来休息,等待后续部队上来,从 而给北军以喘息之机。7月2日下午,南军以300门大炮猛攻,北军奋勇抗击,顶住了南 军的攻击。第三天,南军孤注一掷,发起总攻。几个师长旅长亲自挥刀上阵冲锋。北军 炮兵以猛烈火力吞噬了一群群南军士兵。但南军不顾惨重伤亡终于冲上北军主阵地公墓 岭顶峰,双方展开白刃战。这时北军全线反攻,终将南军全歼。只见北军阵地上到处堆 积双方士兵的尸体,南军2个旅长和15个团长全都阵亡,死伤2.8万。北军伤亡也达2. 3万。李率军后撤。这次大战是内战中最激烈的一次,战场上有棵树竟身中250弹。这一 仗扭转了东线战局,从此北方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三是维克斯堡战役。维克斯堡是控制密西西比河和西部铁路网的战略要地,南军在 此严密设防,号称“南方的直布罗陀”。北军几次进攻都失利了。从1863年2月开始, 格兰特率3个军团7万多人围攻此堡。因敌工事坚固,几次进攻受挫。格兰特便采取围困 战术,切断了敌军所有的供应线。经过几个月围困,堡内敌军弹尽粮绝,连猫、老鼠都 被吃光了。
北军又连续47天炮轰,迫使南军7月4日举白旗投降。北军共俘敌3.7万,内有15名 将军,缴获大炮172门。至此,北方控制了密西西比河,将南方领土一切两半。
三次大战后,南军气数已尽,北军士气越来越高,不断发起强大攻势。1863年11月, 又取得查塔努加战役胜利,击溃南军4.6万,向南方后方进攻的大门敞开了。
1864年,北军向南方发起三路攻势。在东战场,格兰特采用消耗战略,经荒野战役、 冷港会战,使李军团主力消耗殆尽,损失3.2万,再无力进攻了。在西线,谢尔曼长途 奔袭敌后方。他指挥10万大军插入南方腹地,9月攻占南方最大工业城市亚特兰大。从 11月15日起,又挑选6.2万精兵,发起“向海洋进军”,一个多月大军长驱300多英里, 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烧毁种植园、城镇和村庄,摧毁工厂企业,连铁轨都拆 下来弄弯。南方到处火光冲天,一片废墟。12月21日大军攻占了萨凡纳,完成了摧毁南 方后方的任务。与此同时,北方海军也对南方实行“窒息式封锁”,完全切断了南方对 外联系。
1865年,南方已山穷水尽,濒临崩溃的边缘。北军从陆海两个方向发起最后攻势, 北军攻克重镇彼得斯堡和南方首都里士满,李军还剩不到3万残兵败将,4月9日被迫向 格兰特投降。不久,南方残军17万全部放下武器。在北方取得胜利的时刻,南方奴隶主 分子暗杀了林肯总统。但这一垂死挣扎挽救不了南方失败的厄运。 美国内战以北方胜利、南方奴隶制度的灭亡而告终。北方胜利的原因,是由于林肯 能顺应历史潮流,采取解放黑人等一系列革命措施,调动了北方广大人民和黑人的积极 性,同时国际正义力量的大力支援,南北方经济力量的悬殊也是北方胜利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