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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城籍将军名录
在1955年授衔的将军中：
1、 大将1人：王树声；
2、上将3人：陈再道、许世友、王宏坤；
3、中将7人：张才千、周希汉、王必成、李成芳、郑维山、鲍先志、张池明；
4、少将25人：王政柱、张汉丞、江鸿海、赵炳伦、徐其孝、张吉厚、余述生、朱致平、祝世凤、肖永正、朱火华、高立忠、胡立声、陈波、丁先国、高志荣、朱玉学、邓岳、李庆柳、冯仁恩、喻新华、张培荣、袁彬、周纯麟、佘积德。
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是中国第一将军乡。乘马岗镇是开国将军最多的乡（镇）。据有关资料记载，乘马岗镇共有两万余人参加红军，其中六千余人亲历长征。
新中国成立后，授衔的乘马岗镇籍将军有大将1位、上将3位、中将7位、少将22位，共33位。2014年11月13日，乘马岗镇被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中心授予“中国第一将军乡”称号。
扩展资料
在革命战争年代，据有关资料记载不完全统计，麻城市乘马岗镇有7万群众参加革命，两万余人参加红军，其中六千余人亲历长征。
新中国成立后，授衔的麻城市乘马岗镇籍将军有王树声、王宏坤、陈再道、许世友、张才千、李成芳、王必成、丁先国、肖永正、祝世凤、徐其孝、赵炳伦、肖志功等33位将军，被誉为“中国第一将军乡”。
姓徐的将军都有谁
徐文烈、徐达、徐向前、徐永昌、徐海东等。
1、徐文烈
徐文烈（1909—1976），又名何坤，云南省宣威县板桥镇大堡村人。父亲为贫农经济水平。8岁入私塾，读满四年，又入板桥初级小学就读。1923年考入板桥高小读书，1924年1月被叔父接入省立曲靖第三师范附属高小读书，1925年6月因家境所迫辍学。
1954年2月，徐文烈告别与他同生死、共命运、艰苦奋战了五个春秋的五十军全体将士，奉调回国，协助刘伯承等领导南京军事学院的工作，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各一枚。
2、徐达
徐达 （1332年—1385年），字天德，濠州钟离人，明朝开国军事统帅，淮西二十四将之一。徐达出身农家，元朝末年，徐达参加了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大败陈友谅。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以为左相国。
二十七年（1367年），率军消灭张士诚地方割据势力。同年，任征虏大将军，与副将常遇春一同挥师北伐，推翻元朝的统治。洪武元年（1368年），攻入大都，灭亡元朝，为明朝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3、徐向前
徐向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徐向前为“七七事变”的枪声所震动。卢沟桥的一声枪响，民族仇恨超越了阶级对立，他积极拥护中共中央确定的国共合作、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方针，决定放下旧仇，共雪民族之大耻。
4、徐永昌
徐永昌（1887年12月15日－1959年7月12日），字次宸，山西崞县人，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原大战晋绥军的总指挥、抗战时期的军委会四巨头之一。代表中国政府于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嗣任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长，1959年病逝于台湾。
5、徐海东
徐海东（1900年6月17日-1970年3月25日），原名元清，湖北省大悟县新城镇（原黄陂县滠源乡会夏店里滚石岭会）人。是中国工农红军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领导人之一，著名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黄麻起义，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等职务，成功保卫了陕北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位。
南昌起义的主力队伍是哪些
第20军第1、第2师。
1927年8月1日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南昌起义开始。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第20军第1、第2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11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
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
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1927年8月2日到达南昌集中。
起义评价：
南昌起义，由于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指导上缺乏经验，没有和湘、鄂、赣地区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土地革命战争，而是孤军南下广东，企图打开海口，争取外援，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伐，加之两次分兵，不能集中兵力歼敌，成为敌人各个击破等原因，最后遭至失败。
但这次起义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
它以实际行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它对创建伟大的人民军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官方的说法是：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首次独立地领导战争和创立军队；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反对国民政府的开始。
1944、1955年的历史背景
1949年，随着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解放全国和时代的号召，东方的巨龙复苏，它有了崭新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
革命事业的伟大是千千万万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那段光辉而困顿的历史中，出现了无数的英雄战士，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自然要为那些革命功臣颁发属于他们的荣誉，而在这些荣誉之中举足轻重的一项，便是开国上将之衔。
开国上将，是万里无一的军中将才，是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先锋，是足以流芳后世的称谓，能够榜上有名的人，都是共和国的重要财富。
对于这样的名位，国家和党都是无比重视的，有关此事的筹备和评定工作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但在这其中却发生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
1955年9月时，从一众优秀将领中择选出的上将名单已经基本完成，可是当预备名单被交到毛主席手上的时候，在简单浏览过后，他却动笔在名单上单独圈出了一个名字，甚至对该人名作了注释——此人骄傲自满，只需授中将为宜。
上将名单是经过层层筛选、细细审核的，提名之人无一不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为何毛主席会单独划掉这一个人呢？负责评选的小组也在迷茫的同时十分为难，他们只能静静地看着那个显眼的名字——王建安。
1908年的10月12日，王建安出生于湖北黄安的山水之间，他的到来对于这个无比贫困的家庭来说并不是那么值得庆贺的事，在务农的父母辛劳持家下长大的王建安，是个非常懂事而早慧的孩子，他在年纪很小的时候便开始给村里的地主做短工，以帮助家庭减轻负担，出身和生活的压力并没有磨灭他的志向，哪怕只要有一点点闲暇的空余，他都会偷偷去学习、去认字、去读书，这种行为让他从文化中开始汲取属于自己的力量。
无论哪里的地主都是要剥削手下劳动力的，对于王建安来说也不例外，终于有一天，他无法承受那个高高在上的人的辱骂，一气之下孤身前往沧州有名的八极门李殿堂家学习武艺，待到手脚功夫成了，便回家直奔欺压自己的地主，一番暴揍之后，将他的住处焚毁、家中金银散布于乡里，王建安雷厉风行、敢做敢为的性格由此初显。
1924年，王建安不满于眼前的一方小天地，他离家前往大都市武汉，然而在这里，他并没有选择一份平常的职业，而是加入了军队，成为了直系军阀吴佩孚手下的大头兵。
在当时的中国，百姓饱受军阀战乱之苦，那些怀揣理想的有志青年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感染，军营中的王建安也是如此，那时的他心中更多的是千千万万和自己一样的劳苦大众，在权衡与思索下他毅然决然脱离了军阀的部队，于1926年的冬天回到家乡黄安，加入了农民协会和赤卫队。
在家乡的日子是平淡的，但王建安却对之前接触过的共产主义愈发兴趣浓厚起来，在经过了深思熟虑和坚定自己的内心后，1927年的8月，年轻的王建安经人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光辉历程的起点。
时间来到了1927年十月，在党的精神和指导下，黄安、麻城两地的农民和军队组织发动了“黄麻起义”，王建安在战斗中十分勇敢，带头冲锋，第一个登上了黄安西北城墙的云梯。
1928年，表现良好的王建安被升职为工农红军31师师长，并参加了创建鄂豫边苏区的战斗。
此后的王建安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自己积极的工作态度和无畏的战斗精神，随着杨家寨、阳平口和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等战斗的开展，他的职位也从班长到了排长，排长到了营长，在艰苦的环境中，他得到了最大的磨练，而更大的险阻还在后面。
长征开始后，王建安当仁不让地加入了这支翻山越岭的队伍，爬雪山、过草地，条件无比严峻，他依然咬牙坚持，从未言弃。
1936年军队到达陕北后，王建安便加入了抗日红军大学进一步深造，但他的学习生涯短暂，因为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此时的中华已经岌岌可危，王建安无心再读书，他即将踏上沙场。
1938年，王建安出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在山东境内领导军队英勇抗战，对日伪造成沉重打击，而后的1939年便被调任山东纵队副指挥，王建安活跃在抗日前线，对这些妄图入侵自己家园的敌人毫不手软。
但八路军始终没有日军和国军那样优质的武器弹药配备条件，在整个抗战前期无可避免处于劣势的一方，作战时更多只能以游击为主，无法组织起大规模的主动攻势，但王建安并不是一个粗人，也不是一个笨人，他有着独到的军事理解，有着胆大心细的战略部署，在他领导下的抗日军队持续不断地与狡猾的敌人作斗争，联合同心的民众一起，无数次击破了伪军所谓的“扫荡”、“蚕食”等阴谋。
在1944年，抗日形势逐渐好转，王建安看准时机，带领麾下6个团的兵力，向伪军发起了猛烈的春季攻势，在讨伐战中一举歼灭了7000余敌军，以至于得到了《解放日报》的高度评价：“这场战争不仅对山东的抗日根据地很重要，而且他让我们感受到了我八路军，新四军正面配合的默契”。
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环境中，这场反侵略的民族战争随着日军的节节败退而后宣布投降落下了帷幕，而在这个节骨眼上，阴险的国军早已偷偷调转枪头对准了曾经的战友，但这时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已不是可以轻易撼动的了。
抗战结束后的王建安再次带领部队开始猛烈地教育起内部敌人来，在山东讨逆战役、胶济路反击战和平安、鲁南等战役中势如破竹，一路高歌猛进。
时间来到了1947年，久经沙场的王建安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山东的战况已经走到了关键的一步，如何拿下首府济南这座重镇，成了中央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上峰调任许世友作为王建安的副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命令，虽然许世友在山东的名气毫不逊色于王建安，但这两个人的一些往事，却值得回味。
1937的时候，张国焘的左倾主义错误闹得沸沸扬扬，党内已经确立了以毛主席的思想为领导的方针政策，所以对张国焘几乎是一片骂声，并组织了批判活动。
这会儿王建安和许世友正是同学，一起在抗大学习，彼此之间关系紧密，但许世友性格十分耿直，在某一次听到别人对张国焘的辱骂时他大声反驳，与众人争辩。
此事之后的许世友打算离开延安去别的地方，按照自己的想法组织游击战，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于是他叫上了几个朋友一起，这中间就包括王建安。
但王建安同样是一个耿直的人，他细想过后觉得这件事违反了党内纪律，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做，所以他向上级举报了许世友的行为，而后者因此被处以禁闭，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但对二人的友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这一次中央的调令将阔别多年的两人又凑到了一起，但在这大战的前夕，主帅和副手之间的嫌隙，似乎是一个不好的征兆，但王建安和许世友都是在血与火中成长起来的老将，他们对革命和国家的信仰才是他们真正走到一起的纽带。
许世友在接到命令立刻出发赶往王建安的司令部，而王建安早已在指挥部门口静候多时了，他摆了一桌宴席为老友接风洗尘，虽不是山珍海味，但两人吃起来却倍感温暖，当年的旧事被他们不知忘到哪里去了，为新中国而通力协作，才是他们要做的大事。
随后，在两位大将的领导下，解放军部队对济南城展开了全线攻势，经过整整八天的艰苦奋战，他们没有辜负上级和中央的期望，顺利攻克重镇济南，活捉敌军主帅王耀武，一句震彻山东的话也逐渐传开：“虎啸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山东全境基本得到解放后，淮海战役即将在另一片土地上爆发，无法亲自带领军队冲锋陷阵的王建安依然积极活跃地向中央提出自己对于战局的建议，对于使用兵力上的优秀见解，他的提案被中央军委所采纳。
1949年2月时，两大战役均已大捷，王建安受命率部投入渡江战役之中，这位如猛虎般的将军英勇指挥作战，在解放军顺利突破长江天险和敌军的阻挠后，他率部占领了杭州，成为了首任浙江军区司令员长官。
新中国在东方冉冉升起了，但国家内部此时百废待兴，更兼外部的强敌虎视眈眈，王建安无法作为功臣而休憩，因为他是一名军人，一只猛虎。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的1952年，四十四岁的王建安披挂出征，率领志愿军第九兵团跨过鸭绿江再一次扑向了共和国的敌人。
战争是惨烈而残酷的，王建安有一颗无惧的心，但他的身体在长年累月的征战中留下了无数的伤痕，1954年，被病痛折磨的王建安带着遗憾，从前线归国。
1955年，他的名字被毛主席从上将评衔的预备名单中圈出划去，并附上那句骄傲自满的评语，但此时的王建安早已不是当年主席记忆中那个快言快语、耿直无度的汉子了，他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成长，蜕变成为了一位能肩负起共和国复兴重担的，真正的将军。
1956年，王建安接到了他迟来的荣誉，国家为他举办了一场单独的上将授衔仪式，除此以外更颁布了三枚顶级勋章——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这些褒奖对于王建安而言是当之无愧的，他理应有此殊荣。
从战场上退下来的王建安将军成了一位老人，岁月的流逝不可避免地在每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王将军也感觉到了自己年纪的变化，他没有机会再披挂上阵、纵横疆场，但他的心几十年来从未改变。
新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时候国家最需要的不再是战争和士兵，王建安同样深知这一点，世道太平了，自己也成为了高高在上的领导，但他是从苦难中走来的，他深知旧时代的官僚主义对劳苦大众的压迫，而现在这个崭新的国家是以人民为根基建立的，作为领导，绝不能脱离群众,要到老百姓中间去。
王建安将军无时无刻不牢记自己的使命。1979年，中央几位高级干部组织慰问团前往云南慰问当时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部队，而云南省委听到中央的领导们要来，着急忙慌地准备了丰盛的宴席接风，飞机上的一行人早早就收到了消息，王建安率先表示强烈反对，最后派人通知昆明方面一切从简：“不允许宴会，所有人一律坐普通面包车，代表团的餐饮自己解决，每顿绝不能超过四菜一汤的标准。”
王建安在维护勤俭的问题上寸步不让，但在其他方面，却发扬了十分开明的作风，文革后，在党内吸取了错误的经验教训后，王建安在会议中常常表示和呼吁各级官员，提倡集体领导，抵制“一言堂”，在重大的方针决策上，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结果应该由讨论中产生，而不能由个人独断专行，充分表现了他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一面。
同样的，他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自从因为身体问题而无法奋斗在第一线后，王建安转而深入民间，去往那些最普通的群众身边。
他在福州做军队调查时，坚持要独身而去，部队的领导觉得实在不妥非要陪同，王建安自然一口拒绝，王建安和他们解释了几句后，耿直的脾气就发作了，他站在原地大吼，“你们非要跟着我去，那我就不去了。”
但他并非不懂得刚柔并济的道理，在训斥过下级后，他又放缓了语气，温和地解释道，“我是领导，你们也是领导，站在大家面前，他们不敢说真话，但我们也是从普通士兵中来的，应该明白，如果想找到问题，就要搞清楚他们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而后他在连队中和士兵们同起同睡，饮食、住宿一概是最低的规格，作为一名老指导员，他在短短的几天里，抽出时间给士兵们上课，努力摸清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在短缺的方面上尽量落实。
据王建安的秘书统计，在他深入民间做调查研究的期间，一共向党中央和军委提交了十几份报告，报告的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都是他深入最底层的部队、工厂和农村中所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的问题，也是群众和士兵们最真切所关注的问题，这些报告对于国家的基层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自从1977年到了北京以后，王建安一直都住在老式单元楼中，保持自己一贯的清廉作风，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三年。
1980年的7月25日，老将军王建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他的这一生从黄土地而来，往黄土地而去，他年轻的时候为了生活而找寻方向，中年的时候为了国家和民族而征战四方，年迈时依旧奔波于民间为了新中国的腾飞而奉献。
即便在去世之前，对于即将到来的死亡，他仍然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朴素，然后把骨灰撒在家乡，那片养育自己的土地上就好。”
王建安的家人在悲痛中遵照他的遗愿为他举办了一场简单的葬礼，甚至于他的众多朋友、战友都对此事一无所知、大感震惊。
王建安所宣扬和恪守的精神，让他被后人称为“五不将军”，正所谓是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组织遗体告别会；不通知生前好友；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
他的骁勇，他的廉洁，他的奉献精神，默默伴随了他的传奇一生，他为民族和国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于千千万万人中得到传承，他虽然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如其他无数的革命前辈那样，化作了天边闪耀的红色星辰，永恒地照耀着腾飞的共和国。
红安烈士陵园的人物
湖北省红安县（原黄安高桥区）李家大屋人。1909年6月23日出生。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1927年11月，领导农民武装参加黄麻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陂安南县委书记、县苏维埃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团、师、军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参加指挥了许多重要战役战斗，为创建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长征中，率领红四方面军先遣部队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实现懋功会师；指挥包座战斗，打开北上通道，坚决抵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活动，策应红二方面军北上，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作出了贡献。1936年10月，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参与指挥一条山、倪家营子、梨园口等战斗，血战河西走廊。西路军失败后，临危受命，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统一军事指挥，率领余部翻越祁连山，穿过戈壁滩，历尽艰辛，到达新疆，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领导骨干。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豫鄂边区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部长、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在孤悬敌后的敌伪心脏地区，率部与日伪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进攻进行了反复顽强的艰苦斗争，创建了地处要冲的中原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力量。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后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指挥中原突围战役，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参与重建军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和反攻中原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武汉市委书记、市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调到中央工作，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协助周恩来、陈云领导经济建设，为国理财。“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协助邓小平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和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是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著有《李先念文选》、《李先念论财政金融与贸易》。1992年6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红安县拥有授衔的将军上将8位、中将10位、少将43位，居全国之首，故被称为“中国第一将军县”。他们出生入死，功勋卓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彰显红安将军们的赫赫战功和革命风范，学习红安将军们的圣洁情操和高贵品质，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的建设步伐，湖北省委决定，在红安烈士陵园新建红安将军馆，集中展示红安将军们的风采。 郑位三同志1902年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在武昌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时，积极投入武汉各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并在恽代英等创办的“利群书社”里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进步书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5年，由戴克敏、戴季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郑位三同志历任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常务委员、黄安县农民常务委员、黄安县总工会委员、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和中共黄安县代理县委书记，积极开展农民运动，领导反土豪劣绅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郑位三同志在白色恐怖中继续坚持斗争。他到武汉寻找党组织。听取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罗亦农同志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关于在湘鄂赣粤等省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组织领导了黄麻“九月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1928年至1932年间，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初创时期，郑位三同志先后担任中共黄安县委秘书长、县委书记、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等职。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郑位三同志被选为全国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委员。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郑位三同志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留在根据地，担任鄂东北道委书记、游击总司令，领导指挥苏区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为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4年11月，郑位三同志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秘书长、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随军长征到陕南，担任中共鄂陕特委书记、鄂豫陕特委书记，创建与坚持了鄂豫陕苏区的游击战争。组建了红七十四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位三同志受党中央派遣，从延安重返鄂豫皖，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历任中共鄂东特委书记、鄂豫皖区党委书记、淮南区党委书记兼路西军政委员会主席、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二师、第五师政治委员等职，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为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郑位三同志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治委员，同李先念等同志率部队胜利地举行了中原突围，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嘉勉。
1949年9月，郑位三同志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全国解放后，郑位三同志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他仍然刻苦学习马列主义，长期密切关注、深入研究国际国内革命和建设的诸多理论与实际问题，提出了不少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独特见解，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竭忠尽智。
“文化大革命”中，郑位三同志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大义凛然，坚持原则，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深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很大摧残折磨，于1975年7月27日，在北京含冤逝世，享年73岁。
十年动乱期间，无端对郑位三同志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关于郑位三问题的审查报告》。这都是错误的，这些已全部予以撤销。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已予推倒，为郑位三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时，为其受株连的家属、亲友平反，彻底消除影响。
郑位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毕生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郑位三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半个多世纪的生涯中，他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不畏强敌，不避艰险，百折不挠，奋斗不息。他坚持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和群众路线，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远见卓识。他功高不自居，位高不自恃，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作风民主，从善如流，始终保持革命传统和人民公仆的本色。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将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
董必武同志在本世纪初参加过辛亥革命，又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之一。他的一生，是同中国近百年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人民革命斗争紧紧相联系的，是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党的主要领导活动紧紧相联系的。
董必武同志中学读书时接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影响，拥护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加入同盟会，并在武昌军政府中担任工作。1914年他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曾会见亡命日本的孙中山先生。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险恶环境下，他毅然参加孙中山重建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回国，策动讨袁的军事活动，两次被捕入狱。出狱后继续坚持斗争。这些，都表现了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顽强的战斗精神。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总结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教训，对比俄中两国革命成败的经验，从中认识到，“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走列宁的道路”。由此他逐步实现由激进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重大思想转变。1920年，他和陈潭秋等同志共同创建武汉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任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一名优秀战士，董必武同志走上在中国争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新的革命征途。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期间，董必武同志是湖北省和武汉地区轰轰烈烈大革命运动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在湖北和全国都很有声望。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当局以重金悬赏通缉董必武同志。他毫不畏惧，迅速转入秘密活动。1928年受党的派遣到苏联学习。他抓紧在那里的三年多时间，刻苦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注意联系中国的国情和革命实践经验，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这为他后来坚持毛泽东思想和提高领导工作水平打下良好的基础。1932年他回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副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等职。1934年10月起，他参加中央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董必武同志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为争取和平民主、制止内战进行复杂艰巨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必武同志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人民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他同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密团结，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决策，为新中国的巩固和发展竭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